周化冰  广西万益律师事务所

   编者按：众多被告人翘首以待的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终于出台，很多律师第一时间奔走相告给当事人捎去福音。各地法院对贪污贿赂罪的案件已积压了半年多，无疑，法院对此类案件的裁判将呈喷井状。我国97年刑法对贪污受贿数额和量刑之间拉不开档次差距，让老百姓长期不满，各地法院对贪污受贿十万以下和贪污受贿十万以上刑罚处罚的不平衡、不合理一直饱受公众非议，《刑法修正案九》对此类案件的量刑原则发生了变化，由简单以数额为量刑标准改为“数额加情节”量刑标准，而且该解释确定的数额标准又较为合理地配置在不同的量刑区间。当然，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之后也可以适时调高或调低数额标准，以切实维护社会稳定、有效的打击犯罪、预防犯罪。总之，《解释》确定的数额标准符合实际情况，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应予充分肯定。遗憾的是，盗窃罪及诈骗罪等的数额标准仍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如三万元对贪污贿赂案只是数额较大，仅够量刑起点，而对盗窃罪却是数额巨大，三十万元对贪污贿赂案只是数额巨大，可判处三年有期徒刑，而盗窃罪却是数额特别巨大，起点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贪污受贿数额的大幅度调整而盗窃罪、诈骗罪等的数额标准却没有进行调整是否显得有些不公平？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法官就得依照事实和法律，本着良知作出公平的判决，当然，法官在进行自由裁量时，所依据的法律必须深刻体现与时俱进的良好品格，否则，就会给法官量刑时带来困惑。虽然我不同意贫穷会制造罪恶的说法，但监狱里大多数是穷人是不争的事实。我恨罪恶，但我从不恨罪人，希望也能给此类的当事人带去福音，期待两高不久的将来对盗窃罪及诈骗罪等的数额标准也有所调整。

贪污受贿犯罪与盗窃罪量刑对比表

最高院刑二庭庭长裴显鼎

权威解读

一、人民法院审理职务犯罪案件的基本情况

司法审判是反腐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法惩治腐败的最后一道程序。对腐败分子，能不能定罪，判多重的刑罚，最终要由人民法院的裁判来一锤定音。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人民群众惩治腐败的愿望，很大程度上要通过人民法院的定罪量刑来实现。近年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审判了一大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依法惩治了包括周永康、薄熙来、刘志军、蒋洁敏等一大批贪污贿赂犯罪分子，有力推动和保障了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开展。据统计，2013年至2015年，全国法院一审受理贪污贿赂案件81805件，审结69017件，生效判决人数73158人。人民法院对这些案件的依法审判，既彰显了中央惩治腐败犯罪的坚定决心，也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心。

二、《解释》的制定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从严惩治腐败放在突出位置，把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作为重要任务，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持反腐败无禁区，“老虎”“苍蝇”一起打，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交口称赞。同时，我们注意到，由于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修订不久，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办理当中存在不少法律适用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刑法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的认定标准亟需明确细化。《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及量刑作了五方面的重大调整。一是取消贪污罪、受贿罪定罪及量刑的具体数额标准，突出数额之外其他情节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二是对贪污罪、受贿罪增设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三是对贪污罪和贿赂犯罪增设罚金刑;四是增设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五是对行贿罪的从宽处罚设定更为严格的条件。《刑法修正案（九）》从2015年11月1日生效实施之后，这些新规定应该如何具体理解、把握和适用，亟需制定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二是贪污贿赂犯罪出现的新情况亟需明确处理意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贪污贿赂犯罪呈现出一些新情况、新特点，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新的法律适用问题。比如，贿赂犯罪的对象过去主要是财物，现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财产性和非财产性利益，给予或者收受这些利益的行为能否以行受贿犯罪处理？又如，在受贿犯罪当中，过去主要表现为国家工作人员直接收受贿赂，现在一些案件当中国家工作人员本人没有收受贿赂，收受贿赂的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与其有着特定关系的人，这种情况下能否以受贿罪追究国家工作人员的刑事责任？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给刑事法网的严密性和打击的针对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亟需制定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三是司法实践当中长期存在的一些争议问题亟需统一意见。贪污贿赂犯罪具有其特殊复杂性，理论上和实践中对于一些法律适用问题长期存在意见分歧。比如，作为受贿犯罪的法定要件，“为他人谋取利益”究竟应如何理解，正常履职后收受“感谢费”、上下级之间的“感情投资”等能否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又如，司法实践当中经常遇见被告人辩称贪污贿赂款物用于公务支出等情形，这些情形对于定罪量刑究竟有没有影响？这些问题既关系到法律的统一适用，也关系到依法惩治腐败的实际效果，亟需制定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鉴于上述情况，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深入细致的调研基础上，对当前办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较为突出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认真梳理和筛选研究，并广泛征求了国家立法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及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制定了本《解释》。

三、《解释》遵循的原则

《解释》制定过程中，始终坚持了以下几项原则：

一是突出依法从严。依法从严是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一贯原则，《解释》通篇“严”字当头。集中体现在：一是严厉追究贪污、受贿犯罪行为，明确贪污、受贿数额满一万元、具有一定较重情节的就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二是赋予终身监禁的制度刚性，明确终身监禁的决定必须在裁判的同时就作出，终身监禁一经作出将无条件执行，不受服刑表现的影响，不得减刑、假释。三是加大经济处罚力度，规定远重于其他犯罪的罚金刑判罚标准。四是严密法网，结合当前贿赂犯罪的新情况、新特点，对“财物”和“为他人谋取的利益”等贿赂犯罪构成要件作出明确解释。五是受贿与行贿打击并重，对行贿犯罪从宽处罚的适用条件进行必要的限定。六是从重打击滥用职权损害国家、人民利益的受贿犯罪，明确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违反规定为他人谋取利益，同时构成受贿罪和渎职犯罪的实行数罪并罚。

二是注重统筹协调。综合考量各种因素确定不同职务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统筹解决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标准掌握，确保不同犯罪的罪刑关系协调一致。主要体现在：一是刑事犯罪与违纪行为的协调。为落实党纪严于国法，“把纪律挺在前面”的反腐要求，突出刑事打击重点，做到刑事处罚与党纪政纪处分衔接有序，《解释》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重新确定了各种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处罚标准。二是罪轻与罪重的协调。为解决实践当中长期存在的刑罚失衡问题，根据“数额+情节”的立法思路，《解释》结合犯罪情节进一步拉开了不同量刑档的数额级差，以此满足不同情节犯罪的量刑需要，尽可能实现罪刑均衡。三是不同主体身份职务犯罪的协调。刑法区分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与非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规定了两类职务犯罪并配置了不同的刑罚。为确保两类职务犯罪处罚上的平衡协调，《解释》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一并作出了规定。

三是强调积极稳妥。坚持问题导向，对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刑法规定框架内积极予以回应，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认真研究形成共识。主要体现在：一是规定作为贿赂犯罪对象的“财物”包括财产性利益，并进一步明确，除物质利益之外，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也应当认定为财产性利益。二是对受贿犯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作出界定，明确事后受贿符合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要求，收受下属或者行政被管理人超出人情往来范围财物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三是对特定关系人受贿作出规定，明确与国家工作人员有着特殊关系的人收受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回或者上交的，应当对国家工作人员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四是针对实践中常见的被告人辩解贪污贿赂款物用于公务支出的问题，明确根据在案证据可以认定存在贪污、受贿主观故意的，将不影响定罪。

四是体现便于操作。《解释》规定务求明确具体，可操作、可执行。主要体现在：一是对各种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一一作出规定，常见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均能做到有据可依。二是采取“数额+情节”的模式规定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在情节的设置上辅以不同的犯罪数额限制，以此增进司法的确定性，避免因情节难以量化而出现操作性问题。三是对直接决定定罪量刑的犯罪数额和量刑情节的具体认定作出规定，明确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取利益前后连续收受的财物均应计入受贿数额。四是采取绝对数和倍比数相结合的办法规定罚金刑的判罚标准，在兼顾被判刑人受罚能力的同时，确保判罚充分有效。

四、《解释》的主要内容

《解释》共二十条，主要规定了十一个方面的内容。

（一）明确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解释》对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规定。主要考虑有：一是《刑法修正案（九）》取消了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代之以“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以及“较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制定司法解释确定具体定罪量刑标准；二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1997年刑法所确定的定罪量刑标准已不适应这种发展变化；三是在近年来的实践中，由于受地域差距等因素的影响，各地对贪污受贿移送追究刑事责任和定罪量刑的标准不尽统一，需要统一规范，一体遵循；四是惩治腐败在刑罚之前还有党纪、行政处分，两者之间必须做到相互衔接、相互协调，为党纪、政纪发挥作用留有空间，体现“把党纪挺在前面”的精神。据此，《解释》对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规定，包括将两罪“数额较大”的一般标准由1997年刑法确定的五千元调整至三万元，同时对其他档次的量刑标准也作出相应调整。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将贪污罪、受贿罪起点数额提高到三万元，并不意味着低于三万元的贪污、受贿行为就一概不能作为犯罪处理。根据《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数额与情节并重的立法精神，《解释》同时规定，贪污、受贿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即应追究刑事责任；数额不满“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但达到起点一半，同时具有规定情节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情节”或“特别严重情节”，依法从重处罚。

（二）明确贪污罪、受贿罪死刑、死缓及终身监禁的适用原则

刑法规定，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由于无期徒刑与死刑是两个不同刑种，为了更准确的适用死刑，《解释》明确规定，死刑立即执行只适用于犯罪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造成损失特别重大的贪污、受贿犯罪分子。这就是说，司法机关在审判案件时，对于极少数罪行特别严重、依法应当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坚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解释》同时依法规定，对于符合死刑立即执行条件但同时具有法定从宽等处罚情节，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加了贪污罪、受贿罪判处死缓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的规定。终身监禁是介于死刑立即执行与一般死缓之间的一种执行措施，但又比一般死缓更为严厉。《解释》对于终身监禁具体适用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予以了明确：一是明确终身监禁适用的情形，即主要针对那些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过重，判处一般死缓又偏轻的重大贪污受贿罪犯，可以决定终身监禁；二是明确凡决定终身监禁的，在一、二审作出死缓裁判的同时应当一并作出终身监禁的决定，而不能等到死缓执行期间届满再视情而定，以此强调终身监禁一旦决定，不受执行期间服刑表现的影响。

（三）调整挪用公款、行贿等其他职务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调整后，为确保不同职务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内在协调性，避免其他职务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出现“轻重倒挂”现象，《解释》第五条至第十一条对挪用公款罪、行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了相应调整，同时对尚未明确定罪量刑标准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以及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等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一并作出规定。

为依法从严惩治国家工作人员“身边人”的贿赂犯罪，《解释》规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与受贿罪、行贿罪适用相同的定罪量刑标准。

（四）界定贿赂犯罪对象“财物”的范围

根据反腐败斗争形势的需要和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为了更有效地严惩腐败犯罪，《解释》对刑法规定的财物作出适度扩张解释，规定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财产性利益，并进一步明确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和需要支付货币才能获得的其他利益两种。前者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其本质上是一种物质利益。后者如会员服务、旅游，由于取得这种利益需要支付相应的货币对价，故在法律上也应当视同为财产性利益。实践中提供或者接受后者利益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行贿人支付货币购买后转送给受贿人消费；二是行贿人在社会上作为商品销售的自有利益，免费提供给行为人消费。两种情况实质相同，均应纳入贿赂犯罪处理。

（五）细化受贿犯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情形

为适应惩治受贿犯罪的实践需要，消除对“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理解分歧，《解释》对受贿犯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具体情形作出了规定。《解释》明确，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以及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等情形，都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具体表现形式。据此，不论是否实际为他人谋取了利益，不论事前收受还是事后收受，均不影响受贿犯罪的认定。

同时，为了净化政治生态，促进腐败犯罪的深层治理，《解释》对一些所谓的“感情投资”提出了明确的处理意见，即：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应当以受贿犯罪定罪处罚。其中，规定“价值三万元以上”的限定，主要是出于区分违纪行为等方面的考虑。

（六）明确行贿罪从宽处罚的适用条件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重打击受贿轻打击行贿”这一突出问题，为进一步加大对行贿罪的处罚力度，从源头上惩治和预防腐败犯罪，《刑法修正案（九）》对行贿罪从宽处罚的条件和幅度作了重要调整，对行贿罪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设定了更为严格的适用条件，明确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只有在“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三种情况下才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为便于司法机关正确掌握、严格适用，《解释》对“犯罪较轻”、“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以及“重大案件”等规定的具体理解作出了明确规定。明确只有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才属于较轻犯罪，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才属于重大案件。

（七）明确多次受贿数额累计计算

《解释》从两方面对受贿犯罪数额的计算作出了规定。一是针对小额贿款的问题，明确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累计计算受贿数额。据此，受贿人多次收受小额贿款，虽每次均未达到《解释》规定的定罪标准，但多次累计后达到定罪标准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针对收受财物与谋利事项不对应的问题，明确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前后多次收受请托人财物，受请托之前收受财物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应当一并计入受贿数额。据此，对那些小额不断、多次收受的财物，符合条件的也应当一并追究刑事责任。

（八）明确贪污、受贿犯罪故意的认定

《解释》对实践中较为普遍的两种贪污、受贿情形的犯罪故意的认定问题作出了规定。一是赃款赃物去向与贪污、受贿故意的认定关系问题。《解释》明确，只要是非法获取财物的贪污、受贿行为，不管事后赃款赃物的去向如何，即便用于公务支出或者社会捐赠，也不影响贪污、受贿罪的认定，以此堵住贪污、受贿犯罪分子试图逃避刑事追究的后门。二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身边人”收钱行为的刑事定罪问题。本着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原则，该行为能否认定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犯罪，关键看其对收钱一事是否知情及知情后的态度。为此，《解释》明确，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的，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对于这里的“特定关系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指的是“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九）明确受贿犯罪同时构成渎职犯罪的实行数罪并罚

受贿犯罪当中，受贿人往往在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时存在渎职行为。在受贿行为和渎职行为均构成犯罪的情况下，是择一重罪处罚还是实行数罪并罚，认识上长期存在分歧，实践中做法不一。为依法从严惩治此类犯罪行为，《解释》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同时构成受贿罪和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犯罪的，除刑法另有规定外，以受贿罪和渎职犯罪数罪并罚。

（十）强化赃款赃物的追缴

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为有效剥夺贪污贿赂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尽可能挽回经济损失，《解释》强调，贪污贿赂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尚未追缴到案或者尚未足额退赔的违法所得，应当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据此，追缴赃款赃物不设时限，一追到底、永不清零，随时发现将随时追缴。

（十一）明确罚金刑的判罚标准

《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贪污罪和相关贿赂犯罪的罚金刑规定，对于加大对腐败犯罪的经济处罚力度,提高腐败犯罪的经济成本，剥夺腐败分子再犯罪的物质基础，充分发挥刑事立法和司法的预防犯罪功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确保罚金刑适用的有效性和严肃性，《解释》依托主刑的不同，分层次对贪污贿赂犯罪规定了远重于其他犯罪的罚金刑判罚标准：一是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二是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三是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四是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判处罚金。

五、下一步工作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我们清醒地认识到，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推进，可以预见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在未来一段时期仍会保持高位态势。为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规范有序、优质高效地审理好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各级人民法院将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认真学习，确保案件依法审理。各级人民法院要认真组织学习培训，确保《刑法修正案（九）》及《解释》全面贯彻、正确适用。要依法稳妥处理好新旧法律衔接工作。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要严把案件事实关、证据关和程序关，依法加大财产刑的处罚力度，严格缓免刑的适用，确保定罪准确、量刑适当、程序合法、效果良好。

二要深入调研，积极解决实际难题。《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深入调研，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成果，为今后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审判工作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执法依据。同时，司法实践中仍有一些疑难复杂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新情况、新问题也会继续出现。对此，各级人民法院要继续加强调研工作，总结实践经验，为今后将形成共识的经验上升为司法解释打下基础。

三要司法公开，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各级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做好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审判公开工作，通过庭审活动公开、裁判文书上网等增强人民群众对贿赂犯罪案件审判工作的了解。同时，人民法院还将通过公开审判，主动接受人大、政协、公众、媒体等社会各界对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

赵秉志：略谈最新司法解释中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作者：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赵秉志

来源：中国法院网

　　一、《刑法修正案（九）》的相关修改

　　进一步完善反腐败刑法规范是《刑法修正案（九）》修法的重点之一，而合理调整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模式则是其中的一大亮点。鉴于1997年刑法典对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规定单一的具体数额标准的种种弊端（如难以全面而适时地反映案件的社会危害程度，不能充分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等），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刑法修正案（九）》实事求是地对此作了合理调整，将贪污受贿犯罪原来的单一依据具体数额进行定罪量刑的模式，修改为“概括数额+情节”的定罪量刑模式，即原则上规定“数额较大或者情节较重”、“数额巨大或者情节严重”、“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三种由轻到重的犯罪情况，相应规定了三档法定刑；并规定数额特别巨大且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为了维护国家司法的统一性和公正性，《刑法修正案（九）》所确定的“概括数额+情节”的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必须由依法享有司法解释权的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即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予以具体规定。“两高”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调查研究和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制定通过了《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解释》在《刑法修正案（九）》相关规范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设定了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具体数额和情节标准，很好地贯彻了《刑法修正案（九）》的相关修法精神暨司法公正、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

　　二、关于数额标准的解读

　　贪污受贿犯罪是贪利型的职务犯罪，犯罪数额是其社会危害程度的基本决定因素。因而《刑法修正案（九）》关于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设定，还是以犯罪数额为首要的模式，只是改“具体的数额模式”为“概括的数额模式”，以维护刑法立法的稳定性和适应性，并授权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动态地、科学合理地设置某一时期的具体数额标准。《解释》则将经《刑法修正案（九）》修改的刑法典第383条、386条贪污罪、受贿罪由轻到重三种罪状（即数额）及其对应的法定刑档次确定为：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3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的为“数额较大”，适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的法定刑幅度（《解释》第1条第1款）；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20万元以上不满300万元的为“数额巨大”，适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法定刑幅度（《解释》第2条第1款）；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300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适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法定刑幅度（《解释》第3条第1款）。《解释》关于数额模式的规定即其所确定的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涉及到以下三个问题：

　　其一，数额标准应采用什么模式规定？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考虑，对于贪污受贿犯罪的数额标准采用何种模式规定，大体上有三种模式选择：一是数额幅度模式。即由“两高”制定司法解释规定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数额幅度，同时授权省级司法机关在司法解释规定的数额幅度内，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并考虑当地犯罪状况，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并报“两高”备案。如“两高”对盗窃罪、诈骗罪等侵犯财产犯罪的具体数额确定即采用了此种模式。二是不同类型的地区数额分立模式。即由“两高”将全国各省区按其经济发展状况划分为三类或四类地区，并对几类地区分别确定不同的数额。以上两种模式可以说都是因地而异的数额标准，相比之下，第一种模式的差异是因省区而异，各省区自行确定数额；而第二种模式是不同类型地区间有所差异且其数额标准是由“两高”具体确定的。这两种模式的优点是考虑了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对贪污受贿犯罪数额所体现的社会危害程度的不同影响；其主要弊端是造成司法的不统一，并给犯罪行为跨省区案件的指定管辖和定罪量刑带来困难。三是统一数额模式。即由“两高”以司法解释在全国范围内规定统一的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这是《解释》所采取的模式。此种模式的优点，一是维护了司法的统一性；二是对跨省区案件的定罪量刑采取统一标准维护了司法的公平公正，也增强了司法的可操作性。其弊端是未能体现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之差异。相比之下，可以说第三种模式的利大于弊，因为司法的统一与公正尤其是现代刑事司法的生命线。因此，对《解释》所采取的统一数额模式应予以肯定和支持，并且可以在司法实践中予以检验和完善。

　　其二，怎样确定贪污受贿犯罪的起刑点数额？即“数额较大”的标准应怎样掌握？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对贪污罪、受贿罪设置的起刑点是2000元，1997年刑法典将这一起刑点提高至5000元，《刑法修正案（九）》在立法上取消此一起刑点具体数额的规定，而改为“数额较大”的概括规定，并将“数额较大”的确定标准交由最高司法机关以司法解释来明确。那么，对贪污受贿犯罪“数额较大”的标准应怎样掌握？原来的5000元起刑点是应维持不变还是要有所提高？若需要提高，其提高幅度应有多大？对此问题大体上有三种主张：第一种观点主张5000元的起刑点不宜提高，甚至还应有所降低。认为这是严惩腐败犯罪的要求，是契合中央对腐败行为“零容忍”的反腐政策的，也是符合严厉反腐败的社会舆情和民众呼声的。第二种观点主张此一起刑点应适当提高，但不宜提得太高，比如可以将“数额较大”的起刑点提高至1万元。第三种观点主张对此起刑点即“数额较大”的标准应予以明显的提高，比如可以提高到3万元。“两高”的《解释》采纳了上述第三种观点，将这一起刑点提高至3万元。我认为《解释》此一规定是正确的抉择，因为对贪腐行为的“零容忍”绝不等于对贪污受贿犯罪要实行刑事犯罪门槛的“零起点”。我国刑法对犯罪行为之规制一贯坚持质与量相统一的思想，并以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大小来作为区分犯罪行为与一般违法行为的界限。在当前反腐败的大潮中，中央也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把党纪政纪挺在刑事追究的前面，即对贪污受贿行为在定罪量刑之前，要有党纪政纪处分可以独立发挥作用的空间。再者，贪腐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是一个变量，它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而相应地变化。自1997年刑法典规定贪污受贿犯罪5000元起刑点迄今，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巨大，人均gdp自1997年至2014年增长了约6.25倍，而适用了近20年的贪污受贿犯罪5000元的起刑点却仍未变化，已严重不符合当初设定这一起刑点时所掌握的社会危害程度，因而适当提高这一起刑点数额乃势在必行，而且提高太小也不解决问题。据介绍，《解释》将此起刑点数额由原来的5000元提高至3万元，这也是符合近年来司法实践中予以刑事追诉的贪污受贿犯罪案件的实际情况的。而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历来是我国刑事法治所注意贯彻的重要理念。

　　其三，怎样确定贪污受贿犯罪“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解释》结合对既往司法实践的考察和相关立法精神，将贪污受贿犯罪“数额巨大”的标准确定为满20万元，将其“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确定为满300万元。其主要考虑是要适当拉开不同量刑档次的级差，以更好地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下的区别对待。我认为《解释》这一改动是正确的，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在《刑法修正案（九）》之前，刑法第383、386条关于贪污受贿犯罪第二档次（对应现在的“数额巨大”）的数额规定是5万元，法定刑为5年以上有期徒刑；第三档次（对应现在的“数额特别巨大”）的数额规定是10万元，法定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其主要问题有二：一是在起刑点数额（即“数额较大”）过低的基础上，刑法中对“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具体数额设置也均过低，严重脱离当前经济社会背景下数额之社会危害性程度的真实情况，导致罚过其罪，与配置的重刑显然不协调。二是数额与刑罚相对应的量刑区间狭窄，轻重罪刑之间缺乏科学合理的幅度和梯次之分。这不但表现在从第一档次起刑点的5000元（对应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到第二档次的5万元（对应5年以上有期徒刑）、再到第三档次的10万元（对应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之间总共仅有9.5万元的数额差距，而法定刑就从1年有期徒刑上升到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导致数额差距空间较小而刑罚轻重差距过大；而且犯罪数额在5000元到10万元之间的，实践中的量刑也大体上是按照1万元判刑1年掌握，看似公平，实则显属轻罪重罚。其问题更突出地表现在第三档次（即10万元以上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罪刑关系上，在此档次，只要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的情况，则贪污受贿数额满10万元与不满10万元的案件在量刑上轻重差别巨大，而贪污受贿数额10万元、几十万元的案件与数百万元、数千万元的案件在量刑上却差别不大（其量刑区间仅为10年至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导致这一档次在实践中长期存在罪刑失衡、重刑集聚的不合理现象。以上这些弊端严重违背了我国刑事法治中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基本原理和罪责性相适应原则的要求，严重有损现代刑事法治的公平正义理念。因而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各方面要求合理调整和适当提高贪污受贿犯罪加重刑罚的第二档次、第三档次之数额标准的呼声很高，这也正是《刑法修正案（九）》将其更改为概括性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立法本意所在。此次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在《解释》中将属于第二量刑档次的“数额巨大”提高至满20万元，将属于第三量刑档次的“数额特别巨大”提高至满300万元，较过去的相应数额标准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其数额标准的确定是建立在对我国当下经济社会状况及贪污受贿数额的社会危害程度认真调研把握之基础上的，是符合目前我国社会罪刑关系实际的。如此设置，给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适用以及10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适用都留下了尽可能大的犯罪数额对应空间，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贪污受贿犯罪之量刑罪刑失衡、重刑集聚的现象，从而较好地贯彻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

　　三、关于情节标准的解读

　　在1997年刑法典中，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以具体数额为基本模式，“情节”只是其补充因素。《刑法修正案（九）》改变了既往刑法典中单纯计赃论罪论罚的具体数额的基本模式，而代之以“数额+情节”（或者说“数额或情节”）的模式，即将“情节较重”与“数额较大”并列，将“情节严重”与“数额巨大”并列，将“情节特别严重”与“数额特别巨大”并列，相应规定了三档法定刑。也就是说，由《刑法修正案（九）》第44条的语义来看，国家立法机关显然是把“情节”作为与“数额”并列的贪污受贿犯罪之定罪量刑标准看待的，即贪污受贿犯罪之定罪量刑有两个标准，一为数额标准，二为情节标准，二者并列而相互区别、相互独立，具备其中之一即可。但是，“两高”的《解释》一方面规定了独立的数额标准；另一方面却没有规定完全独立于数额的情节标准，而是将情节与相对较低的数额（大体上减半）相结合而规定了“数额+情节”模式的标准。此种模式与数额模式的三个档次相对应，区分为三档罪刑规范：（1）贪污受贿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同时具有《解释》所列举的严重情节之一的，即认定为法条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与“数额较大”（即单纯的数额在3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一样适用第一档次的法定刑；（2）贪污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150万元，同时具有《解释》所列举的严重情节之一的，即认定为法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与“数额巨大”（即单纯的数额在20万元以上不满300万元）一样适用第二档次的法定刑；（3）贪污受贿数额在150万元以上，同时具有《解释》所列举的严重情节之一的，即认定为法条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与“数额特别巨大”（即单纯的数额在300万元以上）一样适用第三档次的法定刑。针对“两高”《解释》将《刑法修正案（九）》所规定的独立于数额的情节标准改造成“数额+情节”模式，应当探讨和明确以下几点：

　　其一，为什么要将情节标准改造成“数额+情节”标准？在《刑法修正案（九）》的修法过程中，鉴于过去单纯数额标准的弊端，一种意见反对将数额作为贪污受贿犯罪的主要定罪量刑标准，主张应以脱离数额的情节作为其定罪量刑的标准，规定“情节较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三种情形及相应的三档法定刑。国家立法机关经研究没有采纳单纯的情节标准之主张，也没有维持既往的单纯具体数额标准之模式，而是采取了将数额与情节并列、“数额+情节”标准的模式。而最高司法机关的《解释》又在数额标准之外的情节标准中加入了数额因素，将情节与数额挂钩，使情节标准实际上成为“情节+数额”的模式。这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犯罪数额在贪污受贿犯罪危害程度的衡量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对此类贪利性职务犯罪之定罪量刑虽不能一概地单纯考虑数额，但也往往离不开对犯罪数额的考量，这也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和体现；二是完全脱离数额的其他情节之严重程度往往难以量化和准确把握，若仅根据其他情节决定刑罚裁量可能会出现数额较小而判刑过重的罪刑失衡现象，也容易给量刑的随意性留下空间。我认为最高司法机关这两点考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是准确地把握了数额与其他情节对贪污受贿犯罪之危害程度影响的辩证关系，也是借鉴了以往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在侵犯财产类犯罪之司法解释中的成功经验。因此，应当予以认同和支持。当然，将来若能对立法上关于情节标准独立于数额之规定作适当修改，使情节标准从立法上看也有容纳一定数额因素的空间，以使立法与司法合理协调，则效果会更好。

　　其二，关于情节标准与数额标准的关系问题。按照《刑法修正案（九）》的相关规范和“两高”《解释》第1-3条的规定，可以说，我国当前对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是采用了“两套标准”、“三个档次”（三个罪刑单位）。两套标准之一为数额标准，这也是贪污受贿犯罪基本的定罪量刑模式，区分为“数额较大”（满3万元不满20万元）、“数额巨大”（满20万元不满30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300万元以上）三个档次并配置由轻到重的三档法定刑；两套标准之二为情节标准，更确切地讲应为“情节+数额”标准，区分为“其他较重情节”（满1万元不满10万元，同时具备《解释》所列严重情节的）、“其他严重情节”（满10万元不满150万元，同时具备《解释》所列严重情节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150万元以上，同时具备《解释》所列严重情节的）三个档次，并与符合数额标准者一样分别适用三档法定刑。由此可见，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与情节标准（“情节+数额”标准）是并行不悖的、彼此独立的两套标准：没有《解释》所列举的严重情节者即不适用数额标准而适用数额标准；具有《解释》所列举的严重情节者适用情节标准（“情节+数额”标准），此时的数额要求要依照《解释》之规定有所降低，原则上是减半掌握。“两高”《 解释》对《刑法修正案（九）》所确定的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之概括数额标准的具体化，以及对其情节标准进行的“情节+数额”改造和具体化，使这两种标准形成互补关系且均明确、具体而具备可操作性，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其三，关于贪污受贿犯罪“严重情节”的抉择。在“数额+情节”模式下，大体上减半掌握数额标准，从而使数额外的其他情节成为影响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重要因素。为使情节因素正确而充分地发挥其对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作用，“两高”《解释》以能够真正体现犯罪特点、并对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有重要意义为标准，认真选择了若干严重情节加以规定。具体而言，对贪污罪规定的严重情节有六项：（1）贪污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社会捐助等特定款物的；（2）曾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受过党纪、行政处分的；（3）曾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追究的；（4）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的；（5）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缴工作，致使无法追缴的；（6）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解释》第1条第2款）。这些情形从犯罪对象、犯罪行为、行为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认罪悔罪态度和危害后果等方面说明了社会危害性较大，因而被合理地确定为影响贪污罪定罪量刑的因素。对受贿罪规定的严重情节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仅适用于受贿罪第一档次的上述贪污罪第（二）至（六）项的5种情节。第二类是同时适用于受贿罪三档的另外3种情节：（1）多次索贿的；（2）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3）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这三项情节是针对受贿罪特点而设立的，而且对受贿案件的危害程度或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有显著影响。第一项“多次索贿”表明了行为了主观恶性较大，第二项“贪赃枉法”又造成损害后果明显具有更重的社会危害性，第三项组织、人事类腐败危害性质和程度都十分严重，因而将这三项情形规定为受贿案件的严重情节是合乎法理与情理的。总之，《解释》所规定的贪污罪受贿罪的这些严重情节，都是从我国相关的司法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并具有相应的理论根据。当然，对《解释》所规定的这些严重情节，还可以通过司法实践予以检验和进一步完善。

　　四、结语

　　以上着重围绕“两高”《解释》关于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对其“数额标准”和“情节标准”进行了粗浅的探讨。但对于本属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范畴的特重大案件的死刑和终身监禁的适用问题（《解释》第4条），由于本文篇幅所限，尚未能论述。

　　综上所述，我认为，“两高”《解释》关于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之规定，贯彻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完善反腐败法治的修法精神以及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并注意规范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司法解释文件。其付诸实施必将切实促进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我们应当认真学习、研究《解释》的精神与规范。

陈兴良：贪污受贿罪数额的合理调整

作者：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

来源：中国法院网

　　《刑法修正案（九）》颁布以后，对于贪污受贿罪的刑法修订亟待进行司法解释。“两高”在制定《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过程中，如何对决定贪污受贿罪定罪与量刑的数额标准进行规定，无疑是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因为这不仅涉及贪污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的把握，同时还牵动了其他相关职务犯罪的数额标准，需要极其慎重对待。具体言之，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定罪数额的确定，二是量刑数额的确定。

　　所谓定罪数额，也就是数额较大的数额。定罪数额涉及贪污受贿罪的犯罪圈，即刑罚处罚范围问题。原刑法第383条将一般情况下贪污受贿罪的定罪数额确定为五千元。这个定罪数额在1997年刑法修订时也许是合适的，因为在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规定的贪污受贿罪的定罪数额是二千元，从1988年到1997年，只不过九年时间，贪污受贿罪的数额已经提高了一倍还要多。但从1997年到2016年，已经将近二十年时间，仍然维持五千元的定罪数额，确实已经落后于社会发展。这也正是在刑法中具体规定犯罪数额所带来的弊端，即不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保持法律的稳定性。事实上，早在十多年前，这个数额标准在某些经济发达地区就已经难以执行。那么，这次《解释》对贪污受贿罪的定罪数额究竟如何设定数额标准呢？一定程度的提高这是必然的，只不过是提高的程度如何把握的问题。对此，还是存在意见分歧。有的意见认为，应该一步到位地将贪污受贿罪的定罪数额提高到五万元。对于不满五万元的，只有情节较重的，才追究刑事责任。没有达到情节较重程度的，可以进行党纪政纪处分。还有的意见认为，贪污受贿罪的定罪数额关系到惩治腐败犯罪的力度，存在一个社会公众的接受程度问题，还要考虑与其他财产犯罪的衔接，不能提高幅度太大。应当先做较小幅度的调整，在将来条件具备以后，再通过司法解释的方法进行调整。在以上两种意见中，应该说第一种意见是较为符合目前司法实践状态的。因为现在贪污受贿五万元以下的案件，进入司法程序的，已经较为少见，大多数消化在司法程序之外，以党纪政纪的处分结案。但从社会公众的接受程度和与其他财产犯罪的衔接来说，第二种意见更为可取。

　　现在《解释》规定的贪污受贿罪的数额较大标准是三万元，并且在具有其他较重情节的情况下，数额标准下探到一万元。换言之，《解释》确定的贪污受贿罪的定罪数额标准是一万元和三万元。就一万元这个数额而言，与贪污受贿罪数额五千元的原标准，以及与其他财产犯罪的数额标准还是能够保持一定的衔接与对应，显得较为稳妥。如果仅仅从《解释》规定的数额来看，从五千元到三万元，似乎存在较大幅度的提高，但考虑到在司法实践中贪污受贿五万元以下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已经较少，这种定罪数额的调整对于贪污受贿罪的实际惩治其实不会发生太大的影响。也就是说，贪污受贿罪的犯罪圈并不会骤然缩小。

　　所谓量刑数额，也就是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的数额。不同于定罪数额，量刑数额是法定刑提升或者加重的数额。如果数额达到一定程度，则导致法定刑升格，即适用更重的法定刑幅度。从这个意义上说，量刑数额关系到刑罚资源在一个犯罪中的配置。如果这种刑罚资源配置不合理，同样也会带来消极影响。在1997年刑法中，贪污受贿罪的量刑数额分别规定为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上、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十万元以上处十年以上这三个档次。在这三个数额中，最遭诟病的是十万元以上处十年以上的规定。根据十万元处十年以上的规定，十万元以下的贪污受贿犯罪，基本上是一万元一年有期徒刑。但十万元以上的贪污受贿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可能会达到十万元一年，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百万元一年。例如，贪污受贿五百万元而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的案例也是极为常见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贪污受贿十万以下和贪污受贿十万以上的刑罚处罚的不平衡与不合理。这次《解释》将贪污受贿罪的数额巨大标准调整为二十万元，数额特别巨大标准调整为三百万元。即贪污受贿数额达到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贪污受贿数额达到三百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是合理而必要的。

　　其实，完全以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是存在缺陷的，因为数额并不是评价犯罪的唯一标准。对于贪污受贿罪也是如此。以受贿罪为例，其危害性更多地体现在权钱交易过程中，对于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同时，即使是以数额衡量，对于同一个犯罪也无法做到刑罚与数额的完全对应。例如，根据《解释》对贪污受贿罪规定的数额标准，当贪污受贿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时，对应的刑罚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平均五万元对应一年有期徒刑。当贪污受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下时，对应的刑罚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平均四十万元对应一年有期徒刑。假如以二千万元作为判处无期徒刑的标准，那么，当贪污受贿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二千万元以下时，平均三百万元对应一年有期徒刑。如此计算，五年对应一年，四十万元对应一年和三百万元对应一年，显然是难以达至平衡的。从表象来看，这种规定似乎有利于重罪而不利于轻罪，数额越小处罚越重；数额越大处罚越轻。对这种现象的合理解释，也许就在于当刑罚的严厉性到达一定程度时，刑罚的区分度就逐渐降低。刑法上的合理性是相对的，例如，杀死一人判处死刑，杀死十人同样也只能判处死刑。在这种情况下，杀死一人与杀死十人的法律评价无法再进行区分。以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同样存在这个问题。也正是因为此，《解释》在规定数额标准的同时，对情节在量刑中的作用予以了特别强调。

　　在贪污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上，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确定数额标准的根据问题。这里所说的确定数额标准的根据，是指对于贪污受贿罪的数额较大规定为三万元，数额巨大规定为二十万元，数额特别巨大规定为三百万元的决定性因素，尤其是是否存在实证性的事实依据。从现在的刑罚规定来看，对于贪污受贿罪和其他财产犯罪，在罪刑单位的设置上，一般都分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这三个档次，与之对应的法定性幅度是三年以下、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和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也就是说，各种财物性犯罪，包括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以及具有财物性的贪污受贿罪，都将犯罪分为较轻犯罪、较重犯罪和特别严重犯罪三个层次。与之对应，法定刑也相应地分为三年以下、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和十年以上三个幅度。那么，如何根据一定的数额将三个层次的犯罪加以切分呢？我认为，较为合理的做法是根据某种犯罪的实际状况并结合相关犯罪的量刑平衡以及刑事打击策略等确定一个相对合理的案件量刑分布比例。比如，较轻犯罪占到百分之五十左右，严重犯罪占到百分之三十左右，特别严重犯罪占到百分之二十左右。据此，就可以根据前推十年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同种犯罪案件的实际数据，按照以上比例进行换算确定出三种数额标准。假如十万件贪污罪案件，根据数额大小进行排列，贪污三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案件是五万件；贪污二十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下的案件是三万件；贪污三百万元以上的案件是二万件。在这种情况下，将数额较大的标准确定为三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将数额巨大的标准确定为二十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下；将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确定为三百万元以上，就可以将贪污案件按照一定的比例较为均衡合理地配置在不同的量刑区间。这个数额标准在实行了若干年以后，当以上三个层次的犯罪之间的比例发生重大变动时，就应当对数额标准进行适当的调整，而调整的根据仍然是实际案件的分布与比例。调整的结果既可能是数额标准的下移，也可能是数额标准的上升，这将主要取决于案件变动的实际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刑罚分配的比例是人为确定的，因此也是可以根据犯罪形势和打击需要进行检讨的。而具体数额标准就不是主观设定的，而是基于既定的刑罚分配比例根据案件的实际分布情况计算出来的。

　　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数额的规定是一项政策性较强的工作，数额标准设置过高，则不利于对贪污受贿罪的惩治；反之，数额标准调整不到位，则又会出现量刑不合理的现象。目前的《解释》在多方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确定了这个数额标准，我认为是符合实际的，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值得肯定。

依法从严惩治贪污贿赂犯罪

作者：阮齐林（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来源：中国法院网

　　自《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重大立法修正之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如何解释修正后的刑法条文？令人关注。近日，“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终于出台，拜读之后，发现该解释既有提高定罪量刑数额标准适应客观实际需要的一面，更有依法从严惩处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的一面。体现如下：

　　一、贪污贿赂入罪的数额标准压得很低。在具备“一定情节”的条件下，贪污受贿一万元即构成犯罪、应予追究刑事责任。这“一定情节”具有两个特点，其一、相当广泛，《解释》第一条对贪污罪列举规定了五种“情节”并且还规定有“造成恶劣影响或其他严重后果”的兜底情节；对受贿罪则列举规定了八项“情节”，其中包括“造成恶劣影响或其他严重后果”的兜底情节。其二、具体明确，《解释》对贪污受贿一万元应予定罪判刑的“一定情节”列举得具体明确，便于操作，这将促进司法机关严格执行贪污受贿一万元的入罪标准，增加“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实效。

　　之所以说一万元的入罪标准是“压得很低”，主要有二个缘由：第一，1997年《刑法》第383条对贪污贿赂罪的入罪标准定在“五千元”，时至今日已近二十年，经济发展、收入和物价水平与二十年前已经不能同日而语，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已经上升了六倍多，而具备一定情节的入罪标准仅仅提高一倍，不可不谓“压得很低”。第二，由于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变化，原来五千元的入罪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已很难执行，即使低于三万元被追诉的，主要是因为其他犯罪案件被牵连出来的，且多被判处免于刑事处罚。而《解释》规定在具有“一定情节”时一万元即可立案侦查追究刑事责任，的确压得很低。通常情况下，即使不具有“一定情节”的以三万元为定罪起点，参考近些年实践操作情况，也算是较低的入罪标准。此外，贪污、受贿没有达到一万元加其他严重情节或三万元的，仍可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刑法规范人的行为、惩戒威慑其他人的效果在于其必至性即违法必究，对于贪官而言即使小贪也会遭到检控，定罪判刑，将有效破除侥幸心理，取得良好预防效果。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而言，一旦被追诉，其政治、职业生涯即告终结，这种刑罚之外的效果也令国家工作人员十分畏惧的，因为国家工作人员大多身无长技，一旦失去官职将无所作为。通过压低入罪标准，有助于强化“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的戒律。

　　二、对贪污、受贿构成要件作扩大解释，更易于检察机关成功起诉贪污、贿赂犯罪，更有利于法院适用刑法有关条款定罪判刑。具体而言：一是《解释》第十二条不仅继续坚持以往司法解释将贿赂犯罪中的“财物”扩张到“财产性利益”，而且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归类细分：“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如房屋装修、债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如会员服务、旅游等。”《解释》首次明确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和需要支付货币才能获得的其他利益两种，尤其是对后一种利益的明确，将有效解决案件中常见的两种情况：一种是请托人购买后转送给国家工作人员消费；另一种是请托人将在社会上作为商品销售的自有利益免费提供给国家工作人员消费。对贿赂物范围的扩张解释和细化分类，将有助于对贿赂案件的定罪判刑。

　　二是《解释》第十三条对于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认定，在坚持既往司法做法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扩张解释。刑法第385条规定成立受贿罪必备要件之一是“为他人谋取利益”，也即利用职务上便利为请托人“办事”。而有些贿赂案件被告人是否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认定起来相当困难，比如以下情形，如何证实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或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

　　1、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没有任何表示，或者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本人收下而是由其的特定关系人收下的，无从知道国家工作人员有何表示。

　　2、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没有为请托人“办事”的实际行动，且事情也没有办成。

　　3、给请托人给予财物时没有言明和提及请托事项，如逢年过节、红白喜事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貌似“人情往来”，国家工作人员问：“有什么事没有？”送者回答：“没事没事，就是看看领导”；再例如逢年过节、红白喜事下级给上级领导送礼金的，没有提及请托事项的。

　　4、利用职务便利先办事后收财即“事后收财”的。

　　5、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前后多次收受请托人财物，看不出每笔收财与办事之间存在关联。

　　针对以上“为他人谋取利益”认定的难点，《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关于受贿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一）实际或者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二）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的；（三）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的。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认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前后多次收受请托人财物，受请托之前收受的财物数额在一万元以上应当一并计入受贿数额。”这些规定直击司法实践中常见的认定受贿罪的疑难之处，将会有效提高指控受贿犯罪的成功率、扩大成功指控受贿犯罪的范围，同时还能有效节省司法资源，成为从严惩处受贿犯罪的利器。大凡业内人士更看重这类解释，在便利认定受贿犯罪、计算犯罪金额方面的作用。

　　三、明确、统一了某些疑难问题的认定标准，有利于对贪污、受贿定罪处罚。如贪污、受贿案中，被告人往往以贪污或受贿的钱款用于单位公务支出或社会捐赠或救灾扶贫为理由，辩解不构成犯罪，司法实务中对此也有不同认识。对此，《解释》第十六条指出：“国家工作人员出于贪污、受贿的故意，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收受他人财物之后，将赃款赃物用于单位公务支出或者社会捐赠的，不影响贪污、受贿罪的认定，但量刑时可以酌情考虑。”这规定将为司法人员驳回被告人这类辩解提供明确的依据。再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配偶、子女、情人等特定关系人收受请托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不置可否，甚至辩解说要求他们自行退还请托人，究竟仅认定收受财物的特定关系人成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还是认定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这也是司法实务中常见难题。对此，《解释》第十六条指出：“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的，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这等于说，特定关系人收受了请托人财物，只要具备：（1）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知道”，（2）事后看，该财物“没有退还、上交”，即认定有受贿故意，其实就是认定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被告人辩称以为已经“退还”请托人了，甚至辩称要求他们“退还”请托人（怎么还没有退呢？）的，根据《解释》就不能成立、不予理会了。

　　四、加强对“买官卖官”官场腐败的打击力度。通过贿赂买官卖官的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严重破坏政治生态，可能导致区域性腐败、系统性腐败，其危害性可谓官场腐败之最。对此《解释》多处规定有关“买官卖官”贿赂行为属于“严重情节”，或者作为降低入罪数额的依据，如《解释》第一条第三款第（三）项规定“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受贿罪数额较大标准为1万元以上；或者降低加重量刑数额标准的依据，如第二条第三款规定：（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受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依法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第三条第三款规定，（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受贿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其他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第七条第二款第（二）项和第八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通过行贿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行贿数额一万元以上即可达到入罪标准；行贿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行贿“情节严重”（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依法严惩“买官卖官”贿赂犯罪，有利于厉行整肃腐败风气。

　　五、加大对贪污、贿赂犯罪分子财产剥夺的力度，在加大没收、追缴贪污受贿犯罪所得的基础上，还规定远重于其他犯罪的罚金刑。《解释》第十八条规定：“贪污贿赂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予以追缴或者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对尚未追缴到案或者尚未足额退赔的违法所得，应当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在此没收、追缴全部违法所得基础上，《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对贪污受贿罪，犯罪数额较大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犯罪数额巨大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犯罪数额特别巨大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需要特别指出，这是在没收、追缴贪污受贿全部违法所得基础上加处的罚金或没收财产，这罚金或没收财产是针对犯罪人合法收入、合法财产的罚没！国家工作人员合法收入来源于薪金，经过第一遍贪污贿赂违法犯罪所得没收、追缴，再经过第二遍合法财产的罚没，加上对贪污受贿罪犯一般要剥夺政治权利和剥夺正常退休的养老待遇，对贪污、受贿罪犯实行这三重经济剥夺，可以说是极其严厉的处罚，充分体现了加大经济处罚力度的政策要求，对于有效惩治和预防腐败这类贪利型犯罪将发挥重要的震慑作用。

　　六、对于《刑法修正案（九）》专门针对贪污贿赂犯罪分子的“死缓后终身监禁”的制度，作出严格的执行规定。《解释》指出：对被判处“死缓期满后终身监禁”的罪犯，在裁判的同时一并决定“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这等于是确认被判处“死缓期满后终身监禁”的罪犯，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期满后将受到绝对“终身监禁”，不论其终身监禁期间服刑表现如何，即使有立功表现也不能豁免“终身监禁”。这种“死缓”，就替代死刑（立即执行）而言具有人道主义的一面；不过，这种无条件终身监禁的解释也有过于严厉的一面。刑罚的主要目的是预防犯罪，教育改造罪犯使之重新回归社会，而这绝对“终身监禁”不给罪犯改过自新回归社会的机会和希望，似乎过于重视刑罚惩罚、威慑的目的，过于轻视刑罚教育改造罪犯的目的，是不是存在片面性？即使对于贪污贿赂犯罪分子，也应当教育改造、给出路。建议将来选择适当时机稍微缓和一下该刚性终身监禁的规定，给罪犯改过自新回归社会的希望。

　　七、严惩受贿（贪赃）“枉法”行为。这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将受贿“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降低入罪或加重刑罚数额的情节，《解释》规定“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受贿数额较大起点标准为一万元；受贿数额巨大起点标准为十万元；受贿数额特别巨大起点标准为一百五十万元。其二，厉行数罪并罚，《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同时构成受贿罪和渎职罪，原则上应当以受贿罪和渎职犯罪数罪并罚。以往的学说和实务认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渎职的，具有牵连关系不必数罪并罚。近几年有关司法解释逐渐主张应当数罪并罚。《解释》第十七条则进一步确认应当数罪并罚，而不问是否存在牵连关系。

　　八、严格控制行贿犯罪宽大情节的适用。刑法第三百九十条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解释》第十四条对该款“情节较轻”、“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作出了限制解释，严格控制行贿罪从轻、减轻处罚的适用。

　　总之，《解释》一方面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适当上调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使之回归合理；另一方面在入罪标准、构成要件解释、刑罚适用等全方位贯彻依法从严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刑事政策。

贪污受贿罪如何适用死刑

作者：林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来源：中国法院网

   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受贿犯罪做了较大修正，其中对于贪污罪、受贿罪的量刑标准作出了重大调整，尤其是对两罪的死刑适用作出了重要修正。基于刑事立法的上述调整，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贪污贿赂解释”）也适时作出了合理调整，对于实务上如何正确适用死刑具有重要意义。

一

贪污受贿罪的死刑适用标准存在着一个变迁的过程。1979年刑法第155条规定，犯贪污罪，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而根据刑法第185条规定，犯受贿罪，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使国家或者公民利益遭受严重损失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显然，两罪的法定刑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一差异在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得到了适度平衡。针对死刑的适用，该规定第2条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同时该补充规定第5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其情节，依照前述第2条的规定处罚；受贿数额在1万元以上，使国家利益或者集体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不过，上述规定显然对贪污罪和受贿罪的死刑适用在基本统一标准之外，又根据受贿罪的特点，对其中部分行为采取了不同的数额标准和情节标准，应当讲这一规定符合贪污罪和受贿罪的不同特点，而对死刑的裁量标准进行了区别的规定。1997年修订刑法时，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司法实践情况，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可执行性，对于上述规定做了调整，刑法第383条第1款第1项规定，对犯贪污罪、受贿罪，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按照这一规定，贪污受贿罪的死刑标准开始统一。

相对明确的数额标准能够避免司法适用的随意性，减少司法自由裁量的空间，防止司法擅断，但是在死刑的适用上，仍然不能唯数额论。由于贪污受贿犯罪的具体情况极为复杂，情节差别巨大，单纯按照数额解决死刑适用问题，难以全面反映每个案件的法益侵害。在特定案件中，贪污受贿的数额同具体行为的法益侵害性无法简单划上等号，有的案件中，贪污数额固然特别巨大，但是也可能未能达到刑法第48条所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的死刑适用程度，相反，有的贪污受贿罪的数额虽然并未像个别案件那么惊人，但是其情节可能更为严重，因而反而更有可能适用死刑。因此，1997年刑法对于贪污受贿罪的死刑适用前提是情节特别严重，实际上也考虑到了数额以外的其它情节在死刑裁量中的重要意义，或者说充分考虑到了数额和其它情节在整个案件的死刑适用中的综合判断功能。这是这一规定的价值所在。但是也必须指出，由于大量的贪污受贿犯罪的涉案金额远远超过当时所确定的标准，因此死刑裁量的前提数额标准就很容易达到，而所谓情节特别严重，由于其表述过于模糊，解释论上实际上也可以将数额包括在内，因此，在数额特别巨大的场合，即使其它情节并不特别严重，也仍然仅仅因为数额特别巨大而存在着死刑适用的可能。这样一来，“情节特别严重”的综合判断功能就被实际消解。

另外，按照该条规定，贪污受贿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就面临绝对死刑的裁量。因此，这一条文在其表面上就是一个较低的加重数额起点标准和绝对死刑的结合。毋庸置疑的是，这样一种规范结构在其量刑结果上已经造成罪刑不均衡的结果；在死刑适用问题上并不符合对非暴力犯罪尽可能限制死刑的政策，而这一政策是刑事立法在若干修正案中所一直予以坚持的；而在其事实上也完全同现行实务上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判处死刑案例的罕见性相矛盾。因此，刑法修正案（九）将这一规定修改为，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它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立法演变的背景及其所反映的政策导向，对于贪污受贿罪的死刑适用问题，依据上述刑法修正案，两高贪污贿赂解释作出了更符合实际、适用更为限制但又对贪污贿赂罪更具有威慑作用的死刑司法政策。

依据该解释第3条规定，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300万元以上，应当认定为刑法第383条第1款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而按照刑法第383条第1款第3项规定，只有符合数额特别巨大这一要件，同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显然，在立法机关仍然继续保留贪污受贿罪死刑的前提下，两高贪污贿赂解释对适用死刑的最低数额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提升，这一最低数额标准至少在其形式上更加符合司法实际，充分顺应了立法机关限制死刑的理念和立场。同时，在理论上，与修订前刑法不同，数额特别巨大而又具有特别严重情节的贪污受贿罪，死刑并非绝对适用的刑罚，而成为与无期徒刑相并列的选择刑种。这就意味着，在单纯具备数额特别巨大或者仅仅具备其他严重情节场合，不能考虑死刑适用的可能性。而在数额特别巨大同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才具备死刑适用的可能。但即使在这样的场合，在量刑时应当优先考虑无期徒刑的运用，只有在无期徒刑不能充分反映行为的严重程度，因此不能实现罪刑均衡时，才应当考虑适用死刑。

如前所述，在立法上，数额特别巨大并非适用死刑的决定性条件，只有同时具备“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情形，才可能适用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不过，为了明确对无期徒刑的适用和死刑的适用加以区分，两高贪污贿赂解释第4条第1款，则更加限制性地规定：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可以判处死刑。这一规定意味着：如果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但是并不同时属于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的，仍然应当优先考虑适用无期徒刑而非死刑。只有在上述数额、犯罪情节、社会影响以及损失四个方面均符合的情形中，才有可能使用死刑，否则只能适用无期徒刑。这样一种解释结论，实际是对刑法第383条的无期徒刑和死刑的适用提供了极为清晰的、区别的判断标准，进一步减少了贪污受贿罪中适用死刑的可能性。

但即便是在符合前述四个条件的前提下，死刑的适用仍然需要更为综合的判断，也仍然属于裁量性质、选择适用，而并非绝对死刑。例如，根据刑法第383条第3款规定，即使符合上述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要件，但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也仍然可以从轻处罚。因此，两高贪污贿赂解释第4条第2款规定，符合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但具有自首、立功，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或者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等情节，因此不属于必须立即执行的情形，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两高的这一规定极其鲜明地顺应了立法机关对于经济犯罪更大程度地限制死刑的立场。

与此相关，同样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刑法第383条第1款第3项中的“数额特别巨大”是否属于一个单一、确定的标准？即适用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中的“数额特别巨大”和适用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数额特别巨大”是否具有一致性？按照两高贪污贿赂罪解释第3条第2款、第3款规定，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150万元以上不满300万元的，具有该解释第1条第2款规定以及该解释第1条第3款所规定的情形之一，虽然在其数额上并不属于特别巨大的最低标准，但因此可以认定属于“其它特别严重情节”，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不过，由于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150万元以上不满300万元的情形，其数额本身并未达到特别巨大，仅仅因为具备了其它特别严重情节而得以适用该法定刑幅度，因此针对这一幅度的数额（150万－300万），无论其另外是否具有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也均不可以判处死刑。所谓的具有本解释第1条第2款、第1条第3款的情形的，也只是适当降低适用该法定刑幅度（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数额标准，而不能降低死刑的适用标准。

二

刑法第383条第4款规定，犯贪污、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对于上述规定，有必要厘清的问题包括：

（一）终身监禁的严格适用

在当前贪污受贿犯罪死刑适用较为罕见的前提下，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几乎是罪行特别严重的贪污、受贿罪的最高刑。例如，从1991年至2015年8月，在我国法院对省部级以上高管因受贿罪判处死刑的28起案件中，仅有4起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余24起均被判处死缓[1]；而在2010年，我国共有12名省部级官员因受贿被判刑，其中8人被判处死缓[2]。显然，除了极其个别的案例外，司法实务的数据说明，死缓已经成为贪污受贿犯罪死刑适用的主要措施。

但是死缓罪犯在减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之后，通过减刑、假释，犯罪分子并不需要实际在监狱内终身服刑。而刑法修正案（九）的这一规定意味着无期徒刑的实质化或者终身化，考虑到目前贪污受贿犯罪的刑罚实际，这一规定是针对职务腐败犯罪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惩罚措施。

不过，考虑到终身监禁的严厉性，其适用仍然需要高度的谨慎。两高贪污贿赂解释第4条第2款规定，符合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但具有自首、立功，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或者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等情节，因此不属于必须立即执行的情形，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其第3款规定，符合第1款规定情形的，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同时裁判决定在其死刑缓期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表面上，两高解释第4条第3款的规定同刑法第383条第4款规定并无实质差异，似乎仅仅是其同意的反复，并不具有任何明确、界分的作用。但是，两高解释第4条第2、3款的排列顺序表明：即使在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场合，法官在考虑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时，应当首先考虑适用单纯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而并不是将附裁终身监禁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作为首选，换言之，并不是所有贪污受贿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都要终身监禁，应由人民法院根据其所实施犯罪的具体情节等情况综合考虑[3]。只有在死缓不能充分评价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时，才能另外附加裁判终身监禁。换言之，此种终身监禁的严厉性介于一般死缓与死刑立即执行之间，其适用同样需要严格控制。

（二）终身监禁与刑法第50条的关系

按照刑法第383条以及上述两高贪污受贿罪解释第4条第3款规定，终身监禁的判处是在对贪污受贿犯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同时，而非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届满需要明确减刑的同时。不过，刑法第50条规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25年有期徒刑。也就是，死缓减刑的后果分为两种，或者减为无期徒刑，或者减为25年有期徒刑。因此，必须明确的是：在判处贪污受贿罪犯死缓并判处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时，对这两种类型的死缓减刑均应作出限制还是如刑法第383条所言，仅仅针对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的情形？换言之，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附加判处终身监禁的罪犯，是否仍然可以基于死缓执行期间的重大立功事实而在死缓执行二年期满之后，减为25年有期徒刑？

在具体个案中，由于重大立功事实尚未发生，死缓犯减刑后究竟属于何种类型，当然是法官在判处死缓时所无法预见的，但是无论是立法者还是法官都完全能够预见到死缓犯上述两种减刑的一般可能性。刑法第383条明确规定，“可以同时裁决决定在其死刑缓期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就规范本身而言，立法仅仅允许法官宣布在死缓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而并未允许法官宣布在死缓二年期满因重大立功依法应减为25年有期徒刑时，也可以对其终身监禁。而死缓二年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也必须依法进行，在其能够依照刑法第50条被减为25年有期徒刑，却被认为只能减为无期徒刑的，很难认为这一结论属于依法进行。因此，这一条文无论如何都不能被解释为由于宣布终身监禁，刑法第50条的死缓减为25年有期徒刑的可能性在贪污受贿罪中完全消失。即使就贪污受贿罪而言，刑法第338条有关终身监禁的规定并未改变或者替代刑法第50条有关死缓减刑的规定，其所改变的仅仅是刑法第78条、第81条有关无期徒刑适用减刑、假释的规定，是围绕因贪污受贿罪而被判处死缓后减为无期徒刑时的减刑、假释做出特别规定，而并不影响死缓减刑制度本身的正常运行。对此，即有实务人员指出：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在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如被人民法院决定终身监禁的，则依法不能减刑、假释[4]。

实际上，考虑到终身监禁本身的严厉性，尤其考虑到：基于重大立功事实而减至25年有期徒刑，同一般性地减为无期徒刑后再通过减刑假释获得自由，这其中所存在的腐败风险完全不同。为了鼓励贪污受贿罪犯重大立功，刑法应当为其保留这样一种可能性。因此，贪污受贿罪中有关终身监禁的规定，不应当被理解为排斥了死缓减为25年有期徒刑的可能性，死缓减为25年有期徒刑，也是属于依法所作出的决定。退一步而言，如果立法机关认为对此类贪污受贿罪犯在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完全排斥任何减刑、假释的，在其规定上就应该直接明确地表述为：符合第1款规定情形的，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裁判决定在其死刑缓期二年期满只能减为无期徒刑，并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而根据目前的规定，终身监禁的判处并不排斥死缓罪犯在二年期满后依法减为25年有期徒刑，并且可能减刑、假释。

周光权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

中国法院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对贪污、受贿、行贿、挪用公款等犯罪的定罪标准、刑罚适用等问题作出了详尽规定，对于指导地方各级司法机关办案，统一法律适用标准，解决实务难题具有重要意义。我认为，这一解释准确实现了立法意图，从而为法治反腐打下了坚实基础。

司法解释完整理解、准确实现了立法意图。一是落实了《刑法修正案（九）》关于贪污受贿罪处理上数额和情节并重的立法意图。我国1997年刑法对贪污受贿罪的定罪数额规定得相当具体，当时的考虑是从严惩处贪污贿赂犯罪，且尽量为司法提供明确、统一的标准，防止相同数额在不同地方、不同案件中量刑差异太大。但是，这一规定在实务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因为自由刑最高为15年，10万元以上判刑10年以上的规定，使得实务上对达到一定数额的贪污受贿行为难以在量刑上拉开差距，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扎堆”，与罪刑相适应原则有所抵触；立法上定性又定量使得司法自由裁量权行使的余地极其有限，与司法规律未必相符；从最终处罚效果上看，等于是将原本应当重罚的贪污贿赂罪与普通的侵犯财产罪混同。为此，《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罪的量刑标准采用数额加情节的方式，不单纯考虑犯罪数额，而是同时兼顾犯罪情节，这就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个案中贪污贿赂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能够尽量减少实践中贪污受贿十万、数十万和贪污受贿上百万、上千万的案件判处刑期差别不大的现象，能够合理拉开有关犯罪的量刑档次，有利于惩治贪腐犯罪和实现量刑均衡。“两高”这次作出的司法解释准确理解了立法精神，破除了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上的“唯数额论”，对于犯罪数额虽未达到较大（3万元）、巨大（20万元）或者特别巨大（300万元）标准，但是，行为人如果具有其他较重情节、其他严重情节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也应判处对应档次的刑罚，司法解释循此思路分别明确规定了影响定罪或法定刑升格的贪污、受贿犯罪情节，完整准确地理解了立法精神。二是对终身监禁的适用限制与立法主旨相一致，将其作为贪污受贿罪的死刑执行措施看待，不适用于因犯有贪污受贿罪原本就应该判处死缓的人，从而能够有效防止终身监禁的不当适用；同时规定终身监禁的裁定必须在裁判的同时就作出，且一经作出就必须无条件执行，又强化了执行刚性。三是受贿与行贿打击并重，对行贿犯罪从宽处罚尤其是免除处罚的情形进行了明确且严格的限制。《刑法修正案（九）》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一规定的基本考虑是通过严厉惩处行贿犯罪来切断受贿者的“经济来源”但又适度留有余地，因此，对行贿者免除处罚的范围就必须限定在较小的范围内。为此，“两高”司法解释明确将这里的“犯罪较轻”规定为，根据行贿犯罪的事实、情节，可能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情形；“重大案件”，是指根据犯罪行为的事实、情节，已经或者可能被判处10年以上刑罚，或者案件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的情形；“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则仅包括主动交代办案机关未掌握的重大案件线索的，或主动交代的犯罪线索不属于重大案件，但该线索对于重大案件侦破有重要作用等四种情形。如此解释，行贿犯罪的从宽处罚将更加严格，行贿犯罪案件的查办将更加严肃。

司法解释将实务上反腐败的做法和经验成文化、制度化，为法治反腐提供了坚实基础。一是对各种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分别作出规定，使得实践中绝大多数贪污贿赂犯罪的处理均有章可循，且有关解释规定尽可能明确，对定罪以及法定刑升格情形的描述没有使用以往司法解释中出现的“其他情形”、“其他情节”等概括性、抽象性的表述，能够有效防止司法上处理案件时因人而异、因地而异，这既赋予了司法上的自由裁量权，又能够避免司法恣意，有助于法治反腐局面的逐步形成。二是犯罪认定标准和违纪行为的判断标准“无缝衔接”。为落实党纪严于国法，“把纪律挺在前面”的反腐要求，将有限的司法资源“好钢用在刀刃上”，做到刑事处罚与党纪政纪处分的有序衔接，解释在总结以往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了贪污贿赂等犯罪的通常定罪起点，同时明确规定贪污受贿数额虽低于通常标准，但具有特殊情节的，也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如此解释，使得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结合，同时也使刑事处罚和党纪政纪处分之间的衔接更为合理。三是尽可能堵塞处罚漏洞。在以往的司法实务中，对收受财产性利益能否定罪，事后受贿或收受下属财物时如何认定为他人谋取利益，被告人辩解贪污贿赂款项用于公务支出时如何处理，以及国家工作人员在知晓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后不退回或上交的如何定罪等问题，都一直存在争议，这次的解释没有回避前述司法难题，结合当前反腐败斗争的新情况、新特点，直面反复斗争形势的复杂性，对上述问题的定性都作出了明确回应，这为消除争议、防止被告人诡辩、严密法网提供了依据和遵循，只要这些规定在今后的司法实务中能够被准确适用，腐败分子要想成为“漏网之鱼”就难乎其难。

京都律师事务所

法制网记者：该解释将贪污贿赂罪的起刑点提高到三万元，其他量刑数额也有大幅提高，对此，有观点认为这是对贪腐行为标准放宽了，对此您怎么看？

田文昌：首先，这种涉及到犯罪数额的经济犯罪，在量刑标准上是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过去在经济犯罪上，只是简单以数额为量刑标准来划线，实际上这个方法不是很科学，在现实司法实践中很难有操作性。所以，立法机关结合过去的经验出台了这部解释，将过去的量刑标准改为“数额加情节”。改后的标准，应该说相对更合理些。因为单独一个数额很难界定一个犯罪行为，经济犯罪的犯罪数额不管是规定多了还是少了，都不能准确的对这个行为定性。

鉴于中国的司法现状，贪污受贿犯罪如果没有规定明确的标准，很难保持司法的均衡，因为各地司法机关以及办案人员在量刑时，对于犯罪行为的判断标准不可能一致，所以需要有一些“杠”，这就给司法解释出了很大的难题。大家都知道，《刑九》出台以后，这部司法解释可谓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因为出台这部解释确实是很难办到的。

我认为这个解释相对具有操作性，相对合理。比如，其中规定了三个档次，“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并且这三个档次之间都有一个相对具体的情节描述，这样把情节和数额结合起来看，有一定的操作性。所以说，数额虽然说放大了很多，其实是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整个经济在发展，通货经济膨胀比例也很高，比如说过去《刑法》规定，贪污受贿10万元，要判10年刑期，俨然已与目前的司法现实脱节，不符合现实情况，并不合理。所以说，加大了数额并不能意味着对贪污犯罪处罚减轻。同时，该解释还比过去提出更加严格的规定，比如在刑罚的限制，减刑的限制上等，这也是对刑法如何更好的应用于实践一个具体的补充。

总体来讲，整个国际刑法领域都在“轻刑化”，而贪污贿赂犯罪并不是终身危险的暴力犯罪。一味的追求重刑，并不是一种科学有效的遏制犯罪的方法，并不是一律的“重刑”就能遏制住贪污腐败犯罪。而真正能有效的遏制住这种犯罪的办法，在于整个机制的完善以及预防机制的增强，事后的惩罚只是遏制犯罪的部分功能，而不是最主要的功能。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该解释的出台并非放纵了贪污贿赂犯罪。

法制网记者：该解释的出台对于反腐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田文昌：我并不认为，量刑的幅度宽了，会无形中纵容官员的贪腐行为。因为该解释的颁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量关系，不会因为该解释把贪污受贿的数额标准提高了，就会导致官员在实施贪污受贿行为时会促使他们多贪三五十万。不会因为这个解释就会消退了反腐力度，放纵了腐败犯罪的发生，它跟加大反腐力度丝毫不发生冲突。

恰恰相反的是，它使得刑法处罚更加合理了，更具有司法操作性了。总体来说我对这个解释是支持肯定的态度。

法制网记者：作为一名刑事辩护专家，该解释的出台对于您今后刑事辩护工作有何影响？

田文昌：我在日后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辩护中会更多的考虑除了数额以外情节的作用，情节在具体的复杂的贪污贿赂案件中操作起来会有更多的考虑因素在里面。其实，刑诉辩护角度考虑因素增多，从惩罚角度考虑也是更加科学合理。

《解释》条文对应刑法规定

第一条至第四条

第三百八十二条 【贪污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
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第三百八十三条 【对犯贪污罪的处罚规定】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第三百八十五条 【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百八十六条　【对犯受贿罪的处罚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五条、第六条

第三百八十四条 【挪用公款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从重处罚。

第七条至第九条

第三百八十九条 【行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
在经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
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

第三百九十条 【对犯行贿罪的处罚规定】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第十条

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三百九十条之一 【为利用影响力行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或者向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行贿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第十一条

第一百六十三条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两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一百六十四条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为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给予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以财物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二百七十一条 【职务侵占罪；贪污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百七十二条 【挪用资金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十四条

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第三十七条 【非刑罚性处置措施】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第十五条

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二款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第十八条

第六十四条 【犯罪物品的处理】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司解全文

法释〔2016〕9号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6年3月2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80次会议、2016年3月25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50次会议通过）

为依法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活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贪污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一）贪污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社会捐助等特定款物的；

（二）曾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受过党纪、行政处分的；

（三）曾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追究的；

（四）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的；

（五）拒不交待赃款赃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缴工作，致使无法追缴的；

（六）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受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前款第二项至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一）多次索贿的；

（二）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

（三）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

第二条 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受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三条 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贪污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受贿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四条 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可以判处死刑。

符合前款规定的情形，但具有自首，立功，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或者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等情节，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符合第一款规定情形的，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裁判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第五条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刑事责任；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挪用公款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二）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特定款物，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

（三）挪用公款不退还，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

（四）其他严重的情节。

第六条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或者超过三个月未还，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挪用公款数额在二百万元以上的；

（二）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特定款物，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

（三）挪用公款不退还，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

（四）其他严重的情节。

第七条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一）向三人以上行贿的；

（二）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

（三）通过行贿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

（四）向负有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实施非法活动的；

（五）向司法工作人员行贿，影响司法公正的；

（六）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

第八条 犯行贿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行贿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五百万元的；

（二）行贿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并具有本解释第七条第二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的；

（三）其他严重的情节。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五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第九条 犯行贿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行贿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

（二）行贿数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五百万元，并具有本解释第七条第二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的；

（三）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第十条 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规定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定罪量刑适用标准，参照本解释关于受贿罪的规定执行。

刑法第三百九十条之一规定的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定罪量刑适用标准，参照本解释关于行贿罪的规定执行。

单位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之一的规定以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 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的职务侵占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数额起点，按照本解释关于受贿罪、贪污罪相对应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五倍执行。

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的挪用资金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以及“进行非法活动”情形的数额起点，按照本解释关于挪用公款罪“数额较大”、“情节严重”以及“进行非法活动”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执行。

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数额起点，按照本解释第七条、第八条第一款关于行贿罪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执行。

第十二条 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如会员服务、旅游等。后者的犯罪数额，以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数额计算。

第十三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关于受贿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一）实际或者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

（二）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的；

（三）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的。

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第十四条 根据行贿犯罪的事实、情节，可能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的“犯罪较轻”。

根据犯罪的事实、情节，已经或者可能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案件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的“重大案件”。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

（一）主动交待办案机关未掌握的重大案件线索的；

（二）主动交待的犯罪线索不属于重大案件的线索，但该线索对于重大案件侦破有重要作用的；

（三）主动交待行贿事实，对于重大案件的证据收集有重要作用的；

（四）主动交待行贿事实，对于重大案件的追逃、追赃有重要作用的。

第十五条 对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累计计算受贿数额。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前后多次收受请托人财物，受请托之前收受的财物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应当一并计入受贿数额。

第十六条 国家工作人员出于贪污、受贿的故意，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收受他人财物之后，将赃款赃物用于单位公务支出或者社会捐赠的，不影响贪污罪、受贿罪的认定，但量刑时可以酌情考虑。

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的，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

第十七条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同时构成受贿罪和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犯罪的，除刑法另有规定外，以受贿罪和渎职犯罪数罪并罚。

第十八条 贪污贿赂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对尚未追缴到案或者尚未足额退赔的违法所得，应当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

第十九条 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判处罚金。

第二十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