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意义

二、实证样本与分析方法

（一）样本数据提取

      本文的样本搜集坚持随机原则，共从T市法院案件系统、裁判文书网随机搜集到T市审理的民营企业家犯罪一审案件633件。在此基础上，使用Java语言编程，定向挖掘文书数据，去除无关的失真噪点，抓取到每一起案件中涉罪企业家的身份信息、涉嫌罪名、强制措施的种类及时长、程序选择、诉讼时长、刑种刑期，以及有无律师、二审情况等。同时，利用Python技术爬取相关企业家的股权地位、涉案企业的存续状态，整合到上述数据之中，形成数据库备用。

（二）分析方法

      本次研究将涉罪企业家的司法处遇和相关企业的存续状况作为因变量，考察不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统计学影响，据以明确营商环境刑事法治的实践问题，并提出优化路径。为确保统计结果的客观性，针对不同的因/自变量，根据统计学原理，选取了不同的统计方法，主要包括普通统计和多元回归分析，后者主要是利用SPSS软件进行线性多元回归（针对数据变量例如刑期、诉讼时长）或logistics回归（针对类型变量例如刑种、有无缓刑）。现按照不同的因变量指标对分析方法详述如下。

      一是对涉罪民营企业家的强制措施，尤其是羁押措施的适用情况。对企业家来说，强制措施越弱越好，时间越短越好。在一般统计阶段，计算总体数据及各罪的、历年的羁押率、羁押变更率以及羁押时长。兼与国企管理者犯罪数据进行了对比。在回归统计阶段，分析不同职务及股东地位、有无律师等自变量对强制措施种类和时长的影响。

      二是诉讼效率数据，分为审前时长和审理时长。对企业家来说，早日摆脱诉累意味着早日回归企业，参与企业经营。在一般统计阶段，计算了总体及各罪的、历年的审前时长与审理时长分布。并与国企管理者涉罪数据进行对比。在回归统计阶段，观测不同程序类别、不同罪名以及股东地位、有无律师与诉讼时长的关联性。

      三是量刑结果，刑罚执行直接切断了企业家与企业的关联，过长的刑期会对其所处企业带来巨大打击。普通统计阶段，计算总体及各罪的、历年的有期徒刑率、重刑率、平均刑期和缓刑率，兼与国企管理者相关数据对比。回归统计阶段，观测企业家强制措施种类、羁押时长以及诉讼时长、有无律师、有无认罪认罚和罚金数额与最终量刑、有无缓刑的关联性。

      四是程序处遇，包括对民营企业家的程序适用类型进行统计，计算各罪及历年的简易程序、速裁程序适用率，以及认罪认罚适用情况。由于二审处理结果决定了案件的终局走向，是企业家刑事犯罪的最后转机，因此还考察了上述案例进入二审程序（如有）的情况，包括总体及各罪的、历年的上诉率、改判率、维持率、发回率等。

      五是民营企业家涉罪对企业的冲击。相比国企，民营企业家与企业自身更加密不可分，民营企业家涉罪，会对企业造成巨大灾难。普通统计阶段，计算了涉案企业的存续率、注销率、吊销率，兼与国有企业相关数据进行对比。回归统计阶段，观测被告人的地位、强制措施种类、羁押时长、诉讼效率、刑种刑期等自变量对企业生存状况的影响。

三、数据分析结果

（一）强制措施

      为方便数据抓取，将强制措施分为三大类：羁押、非羁押以及羁押措施变更（羁押后转为非羁押）。根据图1，2015年至2019年，民营企业家被长期羁押（24个月以上）的比例波动较大，羁押时长均在15-20个月之间，长期的羁押势必严重影响企业的运行。且2017年平均羁押时长和长期羁押比例均达到极值，有超过3成的民营企业家被羁押2年以上，根据目前的波动趋势，未来的长期羁押比例和羁押时长仍存较大不确定性。特别是经与国企管理者对比（图2），更加显示出T市在民营企业家人身强制措施的适用上仍有较大改进空间。

图1 民营企业家长期羁押率及羁押均值走势

图2 国企管理者长期羁押率及羁押均值走势

     此外，以每6个月为单位，可大致观测出样本民营企业家被羁押时长的历年分布。根据图3，历年以来被羁押时长短于6个月的案件占绝对少数，而每年仅有25%左右的案件的羁押时长处于6到12个月之间，其余七成以上的民营企业家审前均被羁押一年以上，显示出T市民营企业家犯罪的高羁押率并未好转。与之相比，国企管理者涉罪案件中的短期羁押比例较高，长期羁押比例较低（图4），这一现状显然与依法、平等保护民企之要求背离。

图3 民营企业家羁押时长历年分布（%）

图4 国企管理者羁押时长历年分布（%）

      通过单因素分析（表1），发现P值在有无律师和不同罪名上达到显著性（0.001水平显著），即二者在统计学上影响了强制措施的种类。进一步以有无律师、罪名为自变量，强制措施种类为因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

a 引用类别为：非羁押措施；b 此参数设置为零，因为它是冗余的

      根据表2上部分，以非羁押措施为引用类别，发现犯合同诈骗罪的回归系数为-2.853，且在0.01水平上显著，说明与其他罪相比，犯合同诈骗罪更偏向采取非羁押措施，但并不明显；而犯行贿罪、走私普通货物罪、走私废物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0.001水平上显著，可见除合同诈骗罪，其余各罪均明显偏向采取羁押措施，这一现象与企业家犯罪羁押率畸高的总体情况吻合。有律师的回归系数为-1.65，且在0.001水平上显著，说明与无律师相比，有律师辩护的明显偏向于采取非羁押措施，说明在强制措施从轻方面律师具有一定的辩护空间。类似的，根据表2下部分，发现犯走私普通货物罪的回归系数为1.141，且在0.01水平上显著，说明仅有走私普通货物罪容易获得羁押措施的变更，其余各罪均难转为羁押替代措施，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多数民营企业家一旦被羁押，就会“一押到底”。

（二）诉讼效率

1.审前时长

     以审前时长为因变量，股权关系、罪名、有无认罪认罚、强制措施种类为自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发现无论罪名轻重、有无认罪认罚、采取何种强制措施，均未能在统计学上影响审前时长（P值过限），侦查起诉效率可谓“铁板一块”。

2.审理时长

      以审理时长为因变量，股权关系、有无认罪认罚、强制措施种类为自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

      发现大股东的回归系数为-1.892，且在0.01水平上显著，说明大股东显著影响审理时长，涉案企业家为大股东的，审理时长更长。羁押措施和非羁押措施均在0.001水平上显著，说明羁押措施、非羁押措施均与审理时长显著相关，反过来也说明采取何种强制措施均不能真正影响审理效率。有无认罪认罚与审理时长的关联性不显著，再次说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程序从简上的效能发挥有限。

      另根据图5，可以发现历年来民营企业家犯罪的审理时长不降反升，意味着审理效率近年来没有好转。根据《刑事诉讼法》，一审阶段以每三个月为一次审理期限，民营企业家涉罪案件基本都延长了2至3次审理期限，最长审理时长超过2年的并不罕见，这既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又对企业家和企业造成了严重拖累。此外，审前时长虽然波动下降，但是并不明显，基本维持在6个月以上。还以一次审限为基本单位，测算了审理时长的历年分布（图6），发现近年来多数案件的审理时长为6至12个月，其次是12至18个月，一次审限内审结的占绝对少数。

四、改进建议

（一）慎用羁押强制措施

1.严格把握逮捕条件

      高羁押率是我国刑事程序的痼疾，根据前文统计，民营企业家超期羁押、广泛羁押、羁押变更困难问题突出，尤其是经与国企对比，上述现象更为严重。基于现代诉讼理念，审前羁押的目的只是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而刑罚预支、证据调查、刑事惩戒等实属目的异化，因此必须将审前羁押约束在一定限度之内，以寻求审前羁押与无罪推定原则的平衡。公安司法机关必须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依法采取羁押措施，为民营企业家提供平等的保护。必须严格符合法律规定的逮捕的各项条件，不能任择其一，掩耳盗铃。一是将“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作为逮捕的基础条件，已有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被逮捕人实施了犯罪是该条件的基本要素；二是将“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作为适用逮捕的否定性条件，实践中无罪、拘役、管制率之和若高于羁押率，实际说明逮捕必然存在错误适用；三是将社会危险性作为逮捕的核心要件，并且适用明确的证明标准，证明采取取保候审已不足以防止发生这些社会危险，尤其应注意，可能判处重刑不必然等于具有社会危险性，同时还应注意认罪认罚只是社会危险性的考虑因素，而不能成为必要条件。长远来看，基于无罪推定理念，逮捕的适用规则应为“可以”，而非“应当”，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才属“应当”，否则无法摆脱逮捕对取保候审的侵蚀，尤其是径行逮捕相关规定的负面影响。

2.发挥认罪认罚程序性从宽效能

      统计发现，即使企业家认罪认罚，并不能获得强制措施上的宽缓，可见目前T市在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解上存在偏差。认罪认罚从宽不仅包括最终的刑罚宽缓，还包括诉讼程序的从宽，强制措施的轻缓是程序从宽的重要组成部分。否则，认罪认罚从宽便失去了与坦白从宽刑事政策的制度区别和价值创新。对企业家涉罪案件，一要履行告知义务，不论涉嫌何种犯罪、处于何诉讼阶段，均应依法告知涉罪企业家认罪认罚从宽的法律规定，尤其是程序上的宽大处理。二是将认罪认罚作为不具有社会危险性的重要考虑因素，依法作出取保候审、不批捕或者不继续羁押的决定。三是充分发挥值班律师作用，满足涉罪企业家约见值班律师的要求，维护值班律师阅卷权、会见权，以及依法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的权利。

（二）提高诉讼效率

1.提高审前效率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9条第3款规定，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应被迅速带见审判官……并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判或被释放；第14条第3款罗列了最低限度的人权保障，其中第3项重申了“受审时间不受无故拖延”，可见被快速送审也是一种人权。统计发现，审前时长历来比较固定，不受各类自变量的影响，暴露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不论罪名轻重、有无认罪认罚的机械司法的倾向。未来，可以考虑出台企业家常见犯罪的期限细则，进一步提高审前效率，尤其是侦查机关提请延长羁押期限的案件，检察机关应直接讯问，详细查阅卷宗，确认是否存在《刑事诉讼法》第158条规定的延长羁押期限的几类情形，对于有明显的认罪认罚倾向的犯罪嫌疑人，更不能“盖章照批”，以杜绝无限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做法。

2.提高审理效率

      相比审前时长，审理时长的改进空间更大。虽然经济犯罪案情较为复杂、审理困难，但是目前的审理期限还是超出了合理限度，延长审限过度形式化是问题的根源之一。司法实践中，延长审限采用“提出申请—层报审批”的流水线作业模式，几乎没有不批准的案例。很多案件尚余一个月以上的审限，审理法院即提出延长审限申请，由于审限的审批周期漫长，多数案件需要层报到最高院批准，导致“延长审理期限”程序本身（而非真正的审理活动）占据了审理期限，造成“一延再延”的恶性循环，延长10余次审限的案件不在少数。另外，审理法院不需要移送任何证据材料，只需在请示中笼统指出“案情复杂，在现有审限内难以审结”，即可报请延长审限，上级法院没有条件也没有动力查明案件是否确实难以审结，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一律批准延长审限。在一些地区，任意延长审限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是因为此类案件不需要经过真正的审理活动，不需要合议，不需要开庭，但却可以作为一个正式案件计入法院业绩。保守估计，最高人民法院每年需要受理此类案件5000件左右，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08条的规定，再次申请延长审限的案件才需要报最高院批准，可想各地中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此类案件数量更为庞大。未来，应严格控制延长审理期限的次数，申请理由必须明确，且有证据支撑，如果此类审批活动作为正式案件立案，就需要落实承办法官责任制度，避免书记员一人合议、制作文书，更不能一律“盖章照批”。此外，民营企业家涉罪案件鲜少适用简易程序，并不利于涉案民营经济尽快恢复生产经营。司法机关应准确把握简易程序的正面条件和禁止条件，动辄认为案情重大疑难复杂，将简易程序排除在外，是消极懈怠的表现。此外，二审法院尤其应贯彻全面审查原则，应改判的依法改判，而非一律发回甚至维持，才能发挥上一级法院对案件质效的把关作用。

（三）优化量刑机制

1.排除身份地位的过度干扰

      量刑既面向过去，也面向未来，无论何种案件，量刑始终是法庭的保留事项，准确量刑直接决定了被追诉民营企业家人身财产权利的处置，因此规范法官量刑的自由裁量权是量刑制度的核心问题。据统计，自变量股东地位会显著影响刑罚种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客观实际，但是其他自变量（有无律师、认罪认罚、强制措施以及罪名）难以对刑罚种类带来统计学上的影响的现象，也反映了司法机关在处刑时唯企业家地位是从。事实上，企业的高管地位不一定意味着“罪魁祸首”，动辄追究企业“一把手”的刑事责任，极易导致形而上的错误。办理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件，审判人员在量刑时应有意识地避免企业家身份地位的垄断性干扰，只有综合全案事实，客观定罪量刑，才能满足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2.杜绝量刑的实报实销倾向

      统计发现，羁押时长显著正向影响了刑期，并且负向影响了缓刑的适用，暴露了审判人员量刑时“实报实销”的错误倾向。审判机关为审前的不当羁押埋单，既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又损害了司法权威。解决此类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维护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尤其应加强庭审中量刑程序的实质化，依法对量刑的证据、事实进行法庭调查和辩论，避免量刑程序成为定罪程序的附庸，充分听取辩护律师关于量刑的辩护意见，提高法庭的量刑裁量能力，逐步要求将刑期的计算方法写入裁判文书，使超期羁押现象得到源头遏制。

      克服量刑实报实销的直接的途径是推进羁押必要性审查，涉罪企业家羁押必要性审查无关最初羁押是否正确、羁押期限是否已满，而是基于诉讼活动的客观进展，考察现阶段有无继续羁押的必要。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确立已有数载，但是并未实质改变我国羁押率过高的现状，一是因为当事人很少提起审查，检察机关也无义务依职权提起，建议检察机关定期依职权审查，但是不得审查法院决定逮捕的案件，可以建议法院自行展开司法审查。二是审查后无强制效力，被审查机关只需在10日内通知人民检察院处理情况，如何处理在所不论，导致审查流于形式，建议赋予检察机关强有力的法律监督职能，对审查不通过的案件，强制变更羁押措施或者释放。三是缺乏诉讼品质，审查沦为暗箱操作，建议在线上或者看守所通过听证方式，由当事人双方和被审查机关、辩护律师共同参与，充分发表意见，由检察机关作出决定。四是在是否继续羁押的证明标准上较为模糊，羁押的变更决定过于苛刻，继续羁押的证明标准虽然可以放松，但是不能与初次羁押采取同样的理由，唯有如此，方可避免“一押到底”的不当现象。

（四）维护企业存续

     根据统计，企业家犯罪尤其是大股东、罪行重、刑期久、未缓刑的案件，所在企业很可能被拖垮。公安司法机关在追究企业家犯罪的每一环节，要始终重视追诉活动对企业的过度影响。一是严格区分个人财产和企业财产、合法财产和违法所得，优化涉案财物的处置程序，创新财物保管、鉴定、估价、拍卖、变卖制度，慎用财产强制措施，谨慎查扣冻，为企业合法经营预留必要的物资。二是把好刑事立案关，杜绝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依法区分案件定性上的“先民后刑”和诉讼程序上的“先刑后民”，从源头上杜绝企业或企业家被错误立案。三是赋予企业家被追诉期间的民商事律师会见权，服刑期间的申诉权、获得减刑假释权和必要的企业管理权，帮助其早日回归企业。四是尽快建立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在刑事实体法中明确不起诉相关激励机制，在刑事程序法中探索合规不起诉与认罪认罚从宽、附条件不起诉等制度的有机衔接，由检察机关主导达成符合民营企业实际的合规协议，允许不起诉制度既适用于涉案企业，又适用于企业家，尤其是企业家本身与企业难以分割的民营企业，同时应注重司法审查，限制检察机关在合规不起诉中的权力，避免司法腐败。五是更好发挥律师作用，虽然律师对缓刑和非羁押措施均有正面影响，均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企业的存续，但是效果尚不明显，未来，保障民营企业家的辩护权利，促进有效辩护，应是提高企业存续率的可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