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丘市委政法委书记王建民对赵作海说：这是政法机关的耻辱，要追究涉案人员在责任。但是，据报道，当年在检察院提出证据有重大疑问时，正是商丘市委政法委集体研究，要求司法机关起诉和判决。若说耻辱，首先是政法委的耻辱；若说追究责任，首先必须追究王书记领导下的政法委的责任。可是，你如何能够追究这个机构的责任？另据报道，本案审理时的政法委书记已经移居美国。（图片来源：中新社）

作者按：本文发表于今天的《南方周末》，刊出稿略有删节，这里是全本。2010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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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赵作海冤狱得以申雪，不免想到河南邻省河北的聂树斌冤案。

记得河北省委政法委曾信誓旦旦地说要迅速查清聂案真相，到现在五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却是渺无音讯。难道说，就是因为聂树斌已经被杀，有关部门便决心硬撑到底么？蒙冤者未死则可以纠正，已死者却知错不改，只能理解为，一种冤屈之所以得到纠正，只是因为这冤屈严重程度还没有达到极端的程度。

与近年来广为人知的杜培武、佘祥林、聂树斌、呼格吉勒图等人的冤案比较，赵作海案虽然一样令人震惊，但案情却了无新意。

这类故事情节雷同，内容老套。先是发生了凶杀案，接着是无辜的嫌疑人遭到警察的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然后就是检察院以及法院审查中发现证据存在缺陷。在若干次退回补充侦查之后，仍然疑窦重生。这时往往见得到政法委介入其中，进行所谓协调。最终法院在证据有重大疑问的情况下居然作出有罪判决，判决书里却总是强调“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悲惨者如聂树斌、呼格吉勒图，被直接判处并执行死刑。“幸运者”如佘祥林、赵作海则逃过一死。但是，确定故意杀人成立，又不存在减轻或从轻处罚情节，法院作出的却是死刑缓期执行的判决，或者像佘祥林案那样，索性判处无期徒刑，本身就难以自圆其说。无论如何，终审判决之后，身陷囹圄的主人公命运如何就取决于真凶何时落网，或者虚拟的被害人何日现身……

问题是，此时此刻，在高墙铁牢之中，还有多少因刑求而蒙冤者在等待着真凶落网这种小概率事件的发生？更可怕的是，在上述办案过程依旧是操作常态的今天，我们的执法和司法机关是否还在不断地制造着新的赵作海、佘祥林？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但是，在更具体的操作规范方面，司法机关却受制于党的政法委员会。依据《中国新闻周刊》今年3月报道，全国省级党政权力架构中，仍有一半以上的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部门首长。这导致了人大代表吴晓灵今年在两会上所批评的那种吊诡现象：被监督者实际上控制了监督者。严格地说，公安局长主导法院、检察院的体制安排就是一种违宪行为，它使得公安机关凌驾于司法机关之上，法院完全不可能对于警察行为作出司法审查。即便在公安局长不同时担任政法委书记的地方，他在党内的地位也往往高于法院院长以及检察院检察长，因而拥有比后者更强势的政治权力。

近年来，一些媒体报道显示，对于那些影响重大的案件，政法委已经越来越走向前台，成为实际的决策者。湖北的邓玉娇案，检察机关起诉之前，身兼公安局长的政法委书记高调定性，后来的判决证明，法院必须照旨办理。另外某一案件，政法委不仅操控审判结果，而且深夜组织相关学者开会论证，规定媒体的宣传口径，一切尽在如来佛的手掌中。赵作海案正是说明这种扭曲体制常导致冤案发生的典型例证。据商丘市检察院公诉处处长宋国强透露，在检察院对案件证据提出怀疑时，“公安机关将此案件提交商丘市政法委研究……经过大家集体研究，认为此案具备了起诉的条件。检察机关才决定受理此案。”但宋明确地说：“这个案件我们认为有重大缺陷，不具备审查起诉的条件。”明明看到其中“重大缺陷”，但是检察院还要起诉，法院当然也照判不误。指望这样的司法机关不制造冤狱，不是空想又是什么？

有关报道说，河南省高级法院院长张立勇提出要求，对于这起错案，“省法院纪检、监察部门立案调查，对不负责任的审判人员追究责任”。假如案件的判决是按照商丘市政法委的决定作出的，河南省高院是否可以连同政法委不负责任的责任也一并追究？显然，河南高院若追究政法委的责任，那可不仅是越权，简直是作乱。就政法委的决策方式而言，即便放胆追究，也是无从下口；那是个委员会，是所谓集体决定，又不具备法人资格，压根儿就没有承担责任的主体资格。如此这般，恐怕也只好把几个具体办案人员拿出来处分完事了。但是，判决书上署名的法官只是傀儡，仅仅追究他们，是否公平？不独此也，这种司法决策主体与其权责裹缠不清的状况，也正是导致法官责任心淡化、冤案频频发生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