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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平民的新年献词与韩寒:“谈革命”与“说民主”
  发布时间:2012-01-03 22:59 浏览次数:5464 
一个平民的新年献词

迎接自由平等均富和民主宪政的新时代

发布时间:2012-01-01 16:26
 
作者:李伟东
 

    终于到了2012,一个被寓言为灾难和毁灭的年份,但是,我知道,我们所有中华人都知道,地球仍有至少40亿年的寿命,太阳每天照样会升起‘唯一面临灾难和毁灭的是2011已在全世界溃败的被人类所厌恶的极权主义。对中国来说,2000年的秦制正在终结,一个漫长的王朝周期终于见底,大变局已经来临。不管它的垂死挣扎将造成多大的灾难和迂回曲折,但是,别了,秦!别了,专制!中华正在凤凰涅槃,一个古老、善良、亲和、坚韧的民族,正在向人类的共同文明回归,其势不可阻挡,我们正在迎来自由平等均富和民主宪政的新时代,最多还需十年,2012,将成为这个大变局的开端之年。


    一切悲观的、无所作为的、犬儒主义的哀怨,都是没有深刻感知时代的脉搏,都是被一只庞大的纸老虎吓住了。


    刚刚过去的2011,给我们充分传递了大变革的历史信息,只要你不把头埋在沙子里,你就会感知到时代的脉动:


    首先,极权专制在全世界的溃败,绝非哪个大国独自意愿所造成,而是因为极权专制的物质技术基础——信息垄断,正在前所未有地被抽空,信息技术、电脑、互联网、微博,等等,这些十年来大行其道的新鲜玩意儿—看似只为生活便捷而生的东东,却意外地使依赖信息垄断而存在的极权专制极其迅速地丧失了物质技术基础。如果一个统治集团主要靠谎言生存,那它在如此迅猛的信息冲击下,崩溃的命运将不可避免。当一个时代的主要工具系统升级换代后,不管统治集团及其治下臣民有多大的惰性,历史都将无情地超越了!


    其次,中华刚刚经历了辛亥革命以来的一百年,在这个古老民族应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百年中,我们经历了数次血与火的革命和程度不同的改良和改革,但是。百年后,我们都惊讶地发现,辛亥的主要目标——宪政,并未完成。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已蜕变成山寨版的了,民主只剩一块挂在口头上的招牌。到底是目标错了还是路径错了?这个民族的知识精英为此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激辩,一方认为,根本就是目标错了,民主就是一个坏东西,而且容易被“带路党”引狼入室欺负我们,中国就是要有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和特色模式,而且一定会成功。而另一方则认为,民主是人类的共同追求,是普世的价值观,不是谁要强加给我们,而是我们的内生需求,是无数先贤烈士的夙愿,也是国共两党的共同追求——而且是被民众和国际社会当时认为更民主的一方取得了胜利。后来的问题是路径错了,唯一真实存在过的带路党——【苏俄带路党】,将我们引入了假民主真专制的斯大林主义,使中俄两大东方专制传统形成合流,为害数十年,至今不能自拔。这两种意见无论在任何层面上看,后者都是当今的主流,都代表了一百年来中国知识精英和民众的真实心声,而且是当今执政者早就发出过的“历史的先声”。那么,一百年过去了,人们有理由要求实现百年的宪政梦,要求执政者兑现那些“历史的先声”,这正是过去的一年,我们深刻感知到的澎湃思潮和历史之心的涌动。


    再次,我们正在经历一个符合历史规律的人均4000美元后的民权高涨时代。过去的一年,各种维权事件此起彼伏,其激烈程度30年所未有,其得到的舆论关注度也是30年所未有,而年终乌坎事件的转折性化解为这一年惨烈的维权抗争迎来了初现的曙光(尽管前景仍然不太明朗)。中国正在经历民族、民生、民权之三民主义的后两个混合阶段(也是训政到宪政的过渡阶段),而民生的巨大二元结构和两极分化,累加上人均4000美元后的民权普遍觉醒,正在指向一个不言而喻的大目标:民主。人们越来越坚信:只有民主才能根本解决民生加民权的混合问题。而乌坎恰恰提供了这个逻辑的鲜活样本,我们看到,正是基层民主遭到践踏才有那些偷卖土地和贪污腐败问题,而正是基层民主的觉醒,才使这一问题得到关注和初步的化解。民主意识在基层的普遍觉醒时代正在到来,这也正是乌坎超越小岗的历史意义,同时也说明,民众的文化素质并不是民主的障碍,极权主义才是真正的障碍。民权抗争——为实现民主权利而抗争,正在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第四,人们对腐败的忍耐已到极点,任何说辞都无法继续让人们相信腐败是中国成功模式的意外和在目前体制下可以克服的了,尽管反腐败力度还在加大也颇有成果,但腐败分子的前赴后继、窝案连连及数额的几何增长,都使人们相信,腐败是制度性的,是权贵与资本结合带来的,是在当前政治体制不改情况下无法克服的顽疾。只有在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官员财产公开、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民主选举的前提下,才有根本廉政的可能性,这一点至少为国际经验所证实,也是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知识精英的共识。因此,争民主并非书生们的文艺性渴望,而是避免这个社会被腐败吞噬的必须,也是人们求得劳动和收益公平化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在大陆被腐败葬送的历史教训,正在乘十倍地再现在眼前,这种在全球独一无二的腐败烈度正在使60多年前的历史重演。用民主的方式反腐败已经成为共识。


    第五,教育、司法、医疗、食品安全、儿童安全、数亿农民工的年度迁徙、数千万三无农民(无土地、无社保、无工作)的生活绝境、高强度的环境污染,自治性公民社会的难产,等等,正在使这个社会碎片化并走向溃败。而这一切均与不民主这个根本问题相关联,换言之,也只有民主和公民社会的自治化及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才能根本解决这一窘境。这个共识你会在每天的民众议论中感受到,任何矫情的模式和阶段论说辞,都早已被看穿是不肯放弃集团私利的遮羞布,或者是“用美国即将打来、只有牺牲民众眼前利益才能战胜强敌”的唬人说辞来掩盖对掠夺民众利益的私分。


    第六,“中国文化、民族特性、工业化阶段、民众文化素质等等都不适宜搞民主”这类说辞,正在被同宗同族的台湾之民主和均富实践所打破,台湾经验或台湾道路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人所理解和看重,并为中华民族有此一脉幸存并按民主道路探索前行而感到鼓舞。任何一种在人类普世文明面前的特殊论矫情,正在成为笑柄。大陆今日之工商文明对民主的渴求,越来越难以阻挡。而民主对未来两岸统一路径的支撑意义也越来越凸显出来。


    第七,中国经济在世界上越来越牛,在五大洲开疆拓土,风头正劲。但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制度冲突却明显加深,真朋友越来越少,危机感越来越强。我说过,中国人民与世界并无矛盾,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既使有冲突,也是可以靠国际经济秩序内的谈判来解决,我们已成世界老二,谈判权重明显增强,世界也已经越过了蛮不讲理弱肉强食的阶段,发展利益的互相碰撞再次诉诸战争甚至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很小,这也符合执政党多年的判断,即世界处于和平发展阶段。那有什么理由继续强调制度的特殊性对这一发展利益的保障作用呢?而我们与世界的冲突恰恰主要是制度冲突,固守极权专制主义将越来越成为世界唾弃的目标。固守极权专制只符合某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与人民的利益负相关。减少一种冲突,只保留发展利益的博弈主动权,对民族的生存空间是莫大的扩展。仅举一例,如果我们能减少世界防范我们的理由,让大多数国家都对我们的国民给予免签待遇(哪怕达到台湾目前的水平),那将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所以,中山先生的世界大势说才再次成为国民的期待。

 

    综上,如果你还没有感受到来自普遍民心的、来自百年历史积淀的和来自世界大势的民主浪潮,那说明,要么你闭目塞听,要么你有与人民不一样的利益。


    值得称道的是,2011的觉醒不仅来自民间,执政集团内部的 “红二代”(自诩没有参与腐败并为执政党和国家民族未来担忧的一大批红色子弟)与“官二代”的明显切割,以及“新民主主义”和“党内民主”“宪政民主”的呼吁,都代表党内良知的觉醒,和在未来几年开启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但是,大家都知道,历史给我们的和平转轨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不管能不能在执政集团控制下和平稳妥地实现宪政民主,历史都将以无法阻挡的势头越过这个历史阶段,即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期待改革,力求避免动荡和革命,但是要快。此所谓改革正与革命赛跑,历史不会给出漫长的拖延时间。一个自由平等均富和民主宪政的新时代是无法阻挡的,她已经孕育成熟了,助产士不是你就一定会是别人。她再不会胎死腹中了。不能顺产就只能剖腹产了。


    令人担心的是,历史也有可能在最后时刻出现逆流。我们也都看到了,有一种思潮,正用阶级斗争和毛主义来解释今天的两极分化和权贵资本主义,认为党内真的出了资产阶级,试图再次发动文革(即中国语境下的左翼革命)来解决问题。但是,这样的革命必然走向新的高度独裁甚至是法西斯主义,并与全世界为敌,使中国再次陷入内乱和世界孤立,这是被刚刚过去四十多年年的历史证明了的,而且我至今看不出他们主张二次文革与第一次有什么不同。


    当然,也有另一种右翼的革命思潮正在形成,这来自对执政集团的彻底绝望。这股思潮在未来几年将越演越烈,它对改革思潮正形成巨大的压力,认为改革早就死了。但是,我觉得历史也许还会给改革一次机会,就看有心人能不能抓住了。


    2012,新的一天,新的一年。不管能否在这一年启动政改,有四股民间的力量都将成为民权运动的主要来源,他们是:三无及即将三无的农民,复转军人、宗教团体、没有稳定工作和收入来源的大批大学毕业生。他们的命运将在根本上决定2012及更长的未来。


    2012,我们充满担忧和希望。祈祷上苍,赐我族平安,顺利完成凤凰涅槃。


    2012,大幕已经开启,我们不是观众,我们是承担各自角色的演员。没有剧本,精彩与否,全在于我们的理智和智慧。


    祝大家新年快乐!幸福平安!


来源: 共识网 | 来源日期:2012-1-1 | 责任编辑:王科力



韩寒:“谈革命”与“说民主”

 



谈革命


(2011年12月23日发布)


最近翻看了很多问题,革命和改革两个词被频频的问起。平时媒体也很喜欢问,但是也只是一问一听,无法见诸报端。写下来无论什么观点,八成也是不保的命。但作为这次冬至回读者问的第一篇,我就先用整个篇幅来回答我关于革命两个字的看法。我综合了读者和一些内外媒的提问,在这里一并作答。


问:中国最近群体事件频出,你认为中国需要一场革命么。

回答:在社会构成越复杂的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很坦率的说,革命是一个听上去非常爽快激昂并且似乎很立竿见影的词汇, 但是革命与中国未必是好的选择。。首先,革命需要有一个诉求,诉求一般总是以反腐败为开始。但这个诉求坚持不了多远。“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没有市场的, 因为除了一些文艺和新闻的从业者,你走上街去问大部分人,你自由么,他们普遍觉得自由。问他们需要公正么,他们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 上就可以了,不是每个人都经常遭受不公待遇,所以为他人寻求公正和自由不会引发人们的认同。在中国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集体诉求的。这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是可能不可能有的问题。我的观点是不可能也不需要。但如果你问我中国需要更有力的改革么,我说一定是的。

问:你为什么不去领导一场起义呢?
回答:开玩笑,就算我认同革命,并在上海起义,而且还稍具规模,官方只要一掐断互联网和手机讯号,我估计不用政府维稳机器出马,那些无法用qq聊天或者玩不了网络游戏看不了连续剧的愤怒群众就足以将我们扑灭,你也别指望着能刷微博支援我,你三天上不了微博就该恨我了。

问:那难道中国就不需要民主与自由了么?
回答:这是一个误区,文化人普遍将民主与自由联系在一起,其实对于国人,民主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不自由。因为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 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我可以 自由的违章,自由的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为,所以,好的民主必然带来社会进步,更加法制,这势必让大部分并不在乎文化自由的人们觉得有些不 自由,就像很多中国人去了欧美发达国家觉得浑身不自在一样。所以,民主和自由未必要联系在一起说,我认为中国人对自由有着自己独特的定义,而自由在中国最 没有感染力。

问:我认为中国顽疾太深,改革已经没有用了,只有来一场革命才能让社会好转。

回答:我们假设革命没有遭到镇压,当然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我们幻想一下革命,假设,革命到了中段,学生,群众,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农民,工人,肯定不 能达成共识。而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人群,那就是贫困人口,这个数目大概是两亿五千万。你平时都不能注意有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甚至从来不使用互联网。既然 革命能够发展到中段,必然已经诞生了新的领袖。没有领袖的革命一定是失败的,白莲教起义就是很好的例子,而有了领袖的革命,也不一定好到哪里去,太平天国 又是很好的例子。中国式的领袖,绝对不会是你现在坐在电脑前能想象的那些温厚仁慈者。这样的一个领袖,八成独断专横自私狂妄狠毒又有煽动力,是的,听着有 点耳熟。但中国人就吃这一套,也只有这一套才能往上爬,这个社会习惯了恶人当道,好人挨刀。文艺青年们看好的领袖一个礼拜估计就全给踢出局了。而越是教育 水平高的人,越不容易臣服与领袖。所以这些人肯定是最早从革命中离开的。随着社会精英的离开,革命人群的构成部分一定会产生变化,无论革命的起始口号有多 么好听,到最后一定又会变回一个字,钱。说的好听一点就是把应该属于我们的钱还给我们,说难听一点就是掠夺式的均富。你们不要以为因为我觉得自己有点钱, 所以我怂了,害怕失去。在革命的洪流里,你拥有一个苹果手机,你是开摩托车的,甚至你会上网,你平时买报纸,吃肯德基,你都算是有钱人,甚至是有能力在互联网上阅读到这篇文章的人,都是充满着原罪的 被革命对象。有一亿家产的人比起有一万家产的人反而安全,因为他们打开家门,门口已经放的是纽约时报了。最后倒霉的还是中产,准中产甚至准小康者。以前人 们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自相残杀,现在的人们只认钱,所以很多人民已经被训练成只认钱的自相残杀者。所以你就想象吧。而中国人讲究清算,这也必然导致镇压。

任何的革命都需要时间,中国那么大的国家,不说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权利真空。稍微乱个五年十年的,老百姓肯定会特别期盼出现一个铁腕独裁者,可以整治社会 秩序,收拾一下局面。至于从百花齐放重新看回人民日报,这个真的没所谓。况且我们的一切假设都建立在军队国家化的前提下,所以这些都是幻想,连幻想都不乐 观,就别提操作了。

问:那你看埃及,利比亚⋯⋯

回答:埃及,利比亚是被一个人独裁统治几十年,城市也不多,一个事件作为爆点,一个广场用来演讲,就可以革命 成功。中国没有一个具体的个人能成为被革命的对象,城市,人口众多,而且各种千奇百怪的灾难都发生过,g点已经麻木,更别提爆点了。就算社会矛盾再激烈十倍,给你十个哈维尔在十个城市一起演讲,再假设当局不管,最终这些演讲也是以被润喉糖企业冠名并登陆海淀剧院而告终。

当然,以上更是废话,最关键是就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

问:你的观点非常的五毛党,是被政府买通了么?为什么不能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

回答:在这样一个非此即彼,非黑就白,非对既错,非带路党既五毛党的社会里,革命两字说起来霸气,操作起来危害更大。也许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其实这并不是中国最大的急迫。相反,一人一张选票,最终的结果还是***代表获胜,谁能比党更有钱?五百亿就能买五亿张选票。不行加到五千亿。一年税收都十万亿呢。你和人家比有钱?你觉得你周围的朋友的公正独立,那样的人加起来也就几十万张选票。你看好的有识之士,能有十万张都不错了。唯一能和***抗衡的就是马化腾,因为他可以在qq登陆的时候弹出一个窗口:谁选我马化腾,谁就可以得500q币。此举估计也能获得两亿张选票。但问题是,到时候马化腾一定会入党的。民主是一个复杂,艰难而必然的社会历程,并不是什么革命,普选,多党制,推翻xx,这些脱口而出的简单词汇可以轻易达成的。如果你对司法和出版都从来没有关心过,你关心普选有什么意义呢。无非就是说起来更拉风一点。这和那些一说起赛车只会提f1,一说起足球只知道世界杯的人有什么区别呢。

问:我觉得中国的革命和民主只是时机的问题。你认为什么时机最合适。

回答:革命和民主是两个名词,这两个名词是完全不等同的,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这个咱们不是早就已经证明过一次了嘛。历史曾经给过中国机会,如今的局面则是我们爷辈的选择。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国家。如果你硬要问我在中国,什么时候是个革命的好时机,我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

但这样的国家,也不需要任何的革命了,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到了那个份上,一切便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也许你能活着看见这个国家的伟大变革,也许你至死都是这个死结里缠绕的纤维,但无论如何,你要永远记得,错车时请关掉远光灯,也许我们的儿女将因此更早的获得我们的父辈所追求的一切。


 

说民主


(2011年12月24日发布)

 

问:革命不一定是暴力革命,天鹅绒革命就是完美的典范。

回答:我不认为天鹅绒革命能够发生在中国。不谈当时的国际局势,也不说整个捷克的人口只有北京的一半。相信天鹅绒革命其实就是选择相信了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鹅绒革命,我认为这三者在中国全部不存在。你不能把一场完美的革命常挂在嘴边来反驳也许未来不完美的改革。我理解中国很多文人和学者对天鹅绒革命的感情,他们甚至能够在脑海中将自己代入哈维尔的角色暗自感动。但无论中国发生暴力革命或者非暴力革命,文人的地位和角色远远文人和学者想象的要低,更别说能作为领袖了。而且国民素质越低,文人就越什么都不是。你也不能用完美的民主,完美的自由,完美的人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来逃避中国的现实。改革和民主其实就是一场讨价还价的过程,你不能盼着执政者看了几本书忽然感化把东西全送给你。你不能天天盼着天鹅绒革命,而且天鹅绒革命来来最好还由你来扮演哈维尔,并瞬间让每个中国人有一张选票,还都不能被贿选。捷克至今也不是普选。所以我的观点很简单,暴力革命我们都不愿意发生,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国发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所以我们只能一点一点追求,否则在书房里空想民主和自由憋爆了自己也没有意思,改良是现在最好的出路。

问:你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人素质太低,不适合民主。政府有没有给你维稳的回扣啊?

回答:我不知道你如何看出了这个结论,我觉得我已经写的很通俗了。民主不是适合不适合的事情,它迟早会到来。国民素质低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谁都不希望来个卢旺达式的民主,虽然这并不是真正广义的民主。有时候缓缓来,有时候突然来。也许它来的不那么彻底,来的不那么全部,来的不那么美式,来的不那么欧式,但在你的余生里,它一定回来,回首起来,可能还来的有点平淡。


问:你的意思是一切只能靠执政者的恩赐,而不是人民自己的争取?

回答:给执政者压力当然重要,但遗憾的是,执政者的配合更重要。这的确需要运气和人品。现在社会各个阶层是割裂的,比如执政者,你动车事件闹得再大,他们依然淡定,觉得这是民间的事情,不费一兵一卒,时间自动摆平,执政者的家属可能完全不关心这事,只关心谁要上谁要下,谁的岁数差一点,xx位置怎么排。而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事情依然能自然过去。当然,更有可能是他们都没有感受到舆论压力。好比你账户里有十亿,你丢了一千块,你自然不紧张。文化界兜里加起来的总和就五百,而他们认为统治者兜里也就三千,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放大的统治者的焦虑。人家完全没考虑你的问题。而文化界很多人认为一切的问题就是体制的问题,仿佛改了体制一切都迎刃而解,他们虽然善良正义,嫉恶如仇,但要求农民和工人和他们拥有一样的认知,甚至认为全天下都必须这么思考问题。可事实往往有些让人寒心。
因为拉力赛都在偏远地方举行,我这些年去了上百个各种各样的县城,这些都不算特别封闭和贫瘠的地方,我和各种各样的人聊天,他们普遍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如文化界想象的那么迫切,他们对强权和腐败的痛恨更多源于为什么不是我自己或者我的亲戚得到了这一切,而不是如何去限制和监督,只有倒霉到自己头上需要上访的时候才会从词典里捡起这些词汇来保护自己,只要政府给他们补足了钱,他们就满意了。一切能用钱解决的社会矛盾都不算什么矛盾。而知识界普遍把国民对这些词汇的这种应急应用当成了他们的普遍诉求,觉得与文化界形成了共识。我不认为在分歧和割裂这么大的国家里能有一场美好的革命。你也许觉得这正是执政者驯化的结果,所以要改变执政者。但现实就已经这样了,那一两代人已经这样了。但是幸运的是,我和他们的子女聊天时,互联网和各种传媒已经或多或少的打开了他们的眼界。所以我并不悲观。

中国***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所以***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我认为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所以问题并不是要把***给怎么怎么样,***只是一个名称,体制只是一个名称。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所以更要着眼改良。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问:如果革命到来,有影响力的文人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回答:文人到时候就应该扮演一颗墙头草,并且扮演一颗反向墙头草。文人需有自己的正义,但必须没有自己的立场。越有影响力就越不能有立场,眼看一派强 大了,就必须马上去帮另一派,绝对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张,不能跟随任何的信仰,要把所有的革命者全都假想成骗子,不听任何承诺,想尽办法确保不能让一方消灭 其他方而独大。所以未来的中国如果有革命,谁弱小,我就在那里,它若强大了,我就去它对手那里。我愿牺牲自己的观点而换取各派的同存。只有这样,才有你追求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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