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提时代，我看电影常会哭。长大之后电影看得少了，也极少哭。最近，注意到网上对《辩护人》这部韩国人的电影好评如潮，很多人包括法律人也哭得稀里哗啦的。既然这部电影如此煽情卖座，而且，在读大学时因受到丹诺的感召从而走上律师的道路，作为辩护人至今将近二十年的我，当然不能错过了。遗憾的是南宁各大影院均没有放映，我只好在网上观看，当看到一个个律师站起来为宋佑硕律师辩护的时候，我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

 开了一瓶啤酒，和着泪水独自斟酌。带着几分醉意走到阳台，仰望星空，呢喃着曼德拉的一句话——如果天空是黑暗的，那就摸黑生存；如果发出声音是危险的，那就保持沉默；如果自觉无力发光的，那就蜷伏于墙角。但不要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不要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更勇敢热情的人们。我们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

韩国之杯酒，难浇中国之块垒

——冷观韩片《辩护人》热

作者：杨俊锋

一、一部韩片，何以如此感动中国人？

在多位朋友的力荐下，终于抽出时间，将近来在中国倍受热捧的韩国电影《辩护人》看过。之前就听闻，即使许多已轻易不动感情的法律人，也为该片深受触动，甚至是热泪不止。上网浏览一番，确实评论和好评如潮。

在我看来，这部影片纯粹从艺术表现技术角度而言，也并无多少新奇之处。它之所以打动人心，首先在于它所描述的主人公宋佑硕，并非一开始就是志向高远的政治斗士，而是一个一心为改善个人和家庭的物质生活条件而辛苦奔忙、无暇也不愿关注政治，甚至对政治异议者极不理解和反感的普通人，只是后来机缘巧合，被公权力的粗暴和恣意所震动，才逐步由被动到主动地涉入到敏感的人权案件辩护，乃至最后积极地投入政治抗争运动——而这恰恰更具普遍意义和真实感。

而更为重要的恐怕在于：片中所描述的时代背景与人物际遇，更容易让中国人感到同病相怜、心有戚戚——而韩国人面对此片的心态，则恐怕更多是“忆苦思甜”。此外，与该片紧密相关的、后来韩国成功的自由民主转型，恐怕也更在潜意识里勾起了许多中国人无限的遐想和憧憬。

二、《辩护人》时代的韩国，与中国不同

然而，此片描述的历史却无法完全硬套于中国。从该片所描述的剧情即可看到，在韩国的威权时期，法官还是有一定独立性的；政治敏感度极高的人权案件一般允许家属旁听，并至少形式上可以进行较为充分的辩护，主人公在法庭上可以如此慷慨激昂辩护；更难以想见的是，外媒竟可以不受限制地到庭报道……

进而言之，韩国当时的情势和中国，其实是大有不同。即便是威权时代的韩国，但仍存在着法治与民主的框架和底色。韩国本身即是很大程度上遵循着民主、宪政方式建立起来的：1947年9月联大通过决议声明，朝鲜半岛在联合国的监管下举行大选，以此建立统一政府；在北方拒绝此决议的情况下，大选只在南方进行，并于1948年选出制宪会议、通过宪法，大韩民国由此在法理上成立，随后据宪法产生总统和国会。这也是为何当时联合国195号决议只承认大韩民国为朝鲜唯一合法政府的原因所在。

总之，韩国自始即是仿行美国而建立起来的，并确立了美式的基本政治架构、法律体系以及司法体制；这些制度框架包括多党政治与竞选，在韩国后来的历史上基本得以持续，政治反对派也一直都比较活跃。这是韩国当年的自由民主化运动，得以持续不断并最终取得成功的重要制度环境。

对此，恐怕会有人拿韩国威权时代，政治强人频繁登台执政，抗议活动和异见人士屡遭残酷镇压（尤其是光州事件）来反驳。但其实，韩国维持威权体制得以长期维持，并为美国所默许，实乃是当时险恶的时代环境的产物，至少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

当时，正是冷战时代最为激烈之时，左翼思潮风头正劲，尤其是北朝鲜政权的大规模入侵虽被遏制，但仍在虎视眈眈，一直未放弃进行觊觎渗透（而相比之下，日本则没有类似朝鲜的现实威胁），新生的韩国一直面临着被倾覆的巨大现实危险。在这种情势下，国家的安危自然压倒了自由民主（一如中国现代史上救亡压倒了启蒙）——中华民国政权在迁台后采取的“白色恐怖”政策，也具有相似的背景。

由此而言，影片中车警官斥责主人公宋佑硕：“你以为6.25（朝鲜大举侵入韩国的朝鲜战争）已经结束？现在只是休战！”；“没有我这样的人拼命抓赤色分子，你们这些家伙才能吃上热饭”，可能并非完全是滥用权力的托词或纯粹的自夸，而那些在法庭外斥骂宋佑硕为“赤色分子”的人群，则更可能真实地体现了一部分韩国人的观念。

这并非是危言耸听。韩国在1960年李承晚辞职后，民主党竞选上台，并修改宪法，宣布开放自由民主。然而，之前被压抑的示威游行和政治运动却随之激增，左派运动和工会运动不断发生。无止境的游行示威、有效改革的缺乏，以及在左派压力下对被左派指为“腐败和反民主”军警官员的过度整肃，导致了第二共和国很快就被政变所推翻。

三、韩国与日本尤其是台湾成功转型的因素极其相似，而与中国大陆大为不同

而后来韩国之所以能较为和平地顺利转型，首先即得益于它已具备了基本的民主政治基础和框架。同时，1980年代后期冷战的缓和、苏联的衰落，以及随之而来的朝鲜威胁的大为减小。这使得原来支持威权政治的外部现实威胁得以解除，韩国民众重新将注意力集中在国内政治的改善。相似地，台湾地区的政治转型也同时发生在这一时期。

而且，韩国作为单一民族的小国，不存在严重的民族、宗教以及地域发展的不均衡，因此也就不存在严重的族群对立，而容易达成社会共识，从而较少有多民族大国容易遇到的、政治转型可能导致分裂和内战的担忧。而日本与台湾地区大致也是如此。而韩国人一直坚持不懈的政治抗争，也可能与该民族富有血性的国民性不无关系。

再者，韩国后来的顺利转型，也与韩国经济以及教育的快速发展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在《辩护人》所描述的时代之前，另一著名的政治强人朴正熙（即现任韩国总统朴槿惠之父）执着、强力推行的经济发展措施，造就了著名的“汉江奇迹”，使韩国迅速从世界穷国迅速开始经济起飞，后来更成为新兴发达国家。吊诡的是，其直接的非意图后果是，韩国的市民阶层大为壮大，并也使得受高等教育的民众迅速增加——这些最后都导致自由、法治与民主的政治文化意识进一步在大众中深入和普及，反而成为推动韩国自由民主转型的重要社会动力。而在这一点上，朴正熙与台湾的蒋经国也是极其相似。

由此要说明的是，在许多人看来，宪政、法治与民主体制与社会的经济、教育水平无关；这看似极具有道义正确性和感召力，但可能是一种“小清新”的政治幼稚病。这忽略了在一个前民主国家，如果社会缺乏必要的经济、教育水平，便往往缺乏推动民主化进程所必要的动力来源，而只能仰赖政治精英或执政者自上而下的赐予和推动。

最后，美国的影响力对于韩国民主转型的作用，也同样极为关键。众所周知，韩国与日本、台湾地区一样，对于美国的政治与军事依赖度非常之高。这使它们的执政者在行使权力时一直有所忌惮；包括在它们民主转型的关键时期，美国的敦促和压力，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见，韩国政治转型的背景、原因与历程，与日本尤其是台湾极其相似——由此而言，中国大陆很多人因为台湾转型成功而无限赞美蒋经国，无疑失之于夸张。而中国大陆的政治转型，显然要上述三者更远为复杂和困难。

总之，这部片子值得一看，也值得感动，但以韩国之杯酒，却难以浇中国之块磊，则不免有点寓情过甚。再弱弱地问一下：何时中国能拍出一部自己的《辩护人》并能得以公映，而不是只能空对着外国影片抒情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