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2019年至2021年广西帮信罪案件数据分析

目前，检索到的1173个样本案例中，犯罪主体均为自然人。共有1599名被告人因犯帮信罪被判处刑罚，其中，男性1479名、女性120名；帮信罪被告人中，男性占比约92.5%；女性占比约7.5%，与传统犯罪的被告人性别比例基本一致。

（广西近三年帮信罪案件被告人性别特征）

在样本案例中检索被告人的职业分类，可发现被告人的职业集中在三类：农民468人、无业人员297人和进城务工人员73人。可以看出犯罪主体集中在低收入群体，其涉嫌帮信罪的主要原因是资金短缺或收入较低、工作不满意等。由于帮信罪的犯罪成本较低，往往仅需以其身份证件办理数张银行卡或电话卡等“租借”给他人，即可赚取一定利益，故收入偏低且经济压力较大的群体容易受到金钱的“诱惑”。

（广西近三年帮信罪案件被告人的职业特征）

在样本案例中检索被告人的被告人学历情况，绝大部分帮信罪案件的被告人文化水平较低：小学文化的被告人174人，初中文化的被告人705人，高中文化的被告人114人。因此，在2019年至2021年审理的广西帮信罪案件中，被告人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下的共有993人，帮信罪的犯罪主体呈现低学历的特征，对帮信罪的认识不足、法律意识淡薄成为低学历群体犯此罪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检索到的1173件样本案例中，因犯帮信罪获刑的1599名被告人中共有79人的年龄无法查证，故本次分析予以剔除（样本案例中，有20件未公开裁判文书、38件公开裁判文书中未详述被告人的出生年月）。剩余1541名已知出生年月的被告人中，“00后”被告人有249人，占比约 16.16%；“90后”被告人有771人，占比约50.03%；“80后”被告人有399人，占比约25.89%；“70后”被告人有93人，占比约6.04%；“60后”被告人有25人，占比约1.62%；仅有4名被告人为“50后”，占比约0.26%。

从被告人的年龄分布情况来看，大部分帮信罪案件的被告人年龄在20-40岁之间，呈现出被告人年轻化甚至低龄化的特点。帮信罪呈低龄化趋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本罪主要以互联网为媒介为其他犯罪提供帮助，年轻人能更快掌握网络技术、接触更多的互联网信息，因此，也更容易受不良网络信息所影响。

在检索到的1173件样本案例中，主要的量刑情节及适用情况为：具有“自首”情节的361件，具有“坦白”情节的173件，具有“悔罪”情节的115件，具有“退赔退赃”情节的43件，具有“当庭自愿认罪”情节的385件。有77名被告人在犯罪中所处的地位被认定为从犯，有6名被告人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分析1173件样本案例，共计1599名被告人以帮信罪定罪量刑，剔除39人因未公开裁判文书无法进行数据分析，剩余的1560名被告人的量刑总体偏轻：有13名被告人未处以人身刑，即有0.8%的被告人单处罚金刑；207名被告人被判处拘役，占比13.3%；964名被告人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占比61.8%；337名被告人被判处一年以上两年以下有期徒刑，占比21.6%；仅有2.5%的被告人被判处两年以上至三年有期徒刑。

出现这一情况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方面是帮信罪案件的法定刑较轻；另一方面，帮信罪案件的被告人有较多的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如帮信罪案件的被告人自首率、坦白率及自愿认罪认罚率较高，部分被告人主动在判决前退赃等。

帮信罪被告人适用缓刑的比例不高，可查明量刑结果的1560名被告人中，仅106名被告人适用了缓刑，缓刑适用率仅占6.8%。

广西壮族自治区2019年至2021年的帮信罪案件共计1173件，其中，一审案件1166件，二审案件7件，帮信罪案件的上诉率仅为0.60%。

相较于其他侵犯国家安全、人身安全的刑事案件，帮信罪案件上诉数量较少，分析其主要原因，笔者认为与帮信罪的犯罪客体及判决结果有较大关系。因帮信罪主要侵犯的是社会管理秩序，通常不直接涉及人身安全，故帮信罪的法定刑比侵犯人身安全犯罪的法定刑轻；根据上述审判数据分析，75.9%的被告人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单处罚金，被告人容易接受刑罚较轻的判决结果，故帮信罪案件的上诉率较低。

在1173件检索样本中共有7件上诉案件，其中，1件上诉案件维持了一审判决结果；3件上诉案件的二审结果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判，改判率为42.86%，改判结果包括减少有期徒刑的刑期、撤销退赔部分及扣押物品处理部分的判决等。另有3件上诉案件，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而在二审改判了前述罪名，但因案件仅有被告人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故未加重被告人的刑罚。由此可见，帮信罪案件中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是否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法定刑更重的罪名，需要综合案件情况全面判断。被告人家属可以尽早委托律师以确定辩护方案或判断是否上诉等。

四、帮信罪争议焦点问题

在我国《刑法》中，“明知”是对犯罪主观内容的表述方式之一，属于犯罪主观方面中的认识因素，是故意的一般构成因素，而在分则罪名中具体适用时，“明知”则是行为人具有主观故意的特定构成因素。通说观点认为，帮信罪的主观明知不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被帮助对象实施犯罪的具体行为类型，无论是电信诈骗，还是网络赌博、洗钱等，只要具有“概括的明知”即可。概括的明知，是指行为人明知其售卖的银行账户等将可能被他人用于实施信息网络犯罪，虽然不能确定该种信息网络犯罪的具体类型，但仍明显违反审慎注意义务，放任他人使用其售卖的银行账户、电话卡等。

在如何认定行为人是否“明知”，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采用推定规则。《帮信罪解释》第十一条列举了可推定为明知的情形，即为他人实施犯罪提供技术支持或者帮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但是有相反证据的除外：“（一）经监管部门告知后仍然实施有关行为的；（二）接到举报后不履行法定管理职责的；（三）交易价格或者方式明显异常的；（四）提供专门用于违法犯罪的程序、工具或者其他技术支持、帮助的；（五）频繁采用隐蔽上网、加密通信、销毁数据等措施或者使用虚假身份，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的；（六）为他人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提供技术支持、帮助的；（七）其他足以认定行为人明知的情形。”

除《帮信罪解释》所列举的情形，在复杂多变的司法实践中，对于被告人是否明知的认定，应综合考量被告人的认知能力、文化水平、操作次数和时长、具体方式手段、既往经历等审慎推定。

构成帮信罪，除了要求行为人具有“明知”的主观故意外，还要求其为犯罪所提供的帮助行为客观上达到了“情节严重”的程度。《帮信罪解释》第十二条列举了“情节严重”的几种情形：（一）为三个以上对象提供帮助的；（二）支付结算金额二十万元以上的；（三）以投放广告等方式提供资金五万元以上的；（四）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五）二年内曾因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受过行政处罚，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六）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七）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查证被帮助对象是否达到犯罪的程度，但相关数额总计达到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标准五倍以上，或者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应当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以下简称《电诈意见二》）第九条规定了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下列帮助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帮信罪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的“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具有支付结算功能的互联网账号密码、网络支付接口、网上银行数字证书5张（个）以上的；收购、出售、出租他人手机卡、流量卡、物联网卡20张以上的。

帮信罪的本质是对利用信息网络犯罪的帮助行为定罪量刑，自“断卡”行动以来，涉“两卡”刑事案件数量激增，在司法实践中需要注意帮信罪与诈骗罪、开设赌场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等罪名的区分问题。

在涉“两卡”刑事案件中判断被告人构成帮信罪还是其他罪名，应从其具体犯罪行为综合考量。一是如被告人除了向他人出售银行卡或者电话卡外，对于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犯罪是否形成了通谋，如无证据证明被告人与他人通谋了其他犯罪且参与了后续的犯罪行为，被告人仅构成帮信罪。二是如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向他人提供银行卡等且收取相应费用的，则可能成立其他罪名，如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三是如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具体参与了他人所实施的犯罪，包括与他人通谋、直接参与、分工负责部分工作或分赃的，则可能以他人所实施犯罪的共同犯罪论处。

若有证据查明被告人向不同对象分别提供了多张银行卡或电话卡，并被他人分别用于实施不同的用途，可对被告人的行为作出综合评价，在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前提下、以帮信罪一罪处理。

五、广西帮信罪刑事判决的参考意义